4月24日，当又一个“中国航天日”来临，距离那首《东方红》从太空传回地球，时光已划破长空整整56年。1970年的那个夜晚，“东方红一号”卫星刺破苍穹，中国成为全球第五个独立将人造卫星送入轨道的国家。彼时，没有人能预见到，半个多世纪后，这个曾经一穷二白的国家，会在浩瀚星空中建起属于自己的“天宫”，会把一辆名为“祝融”的火星车送上那颗红色星球，会让一个由几十颗卫星组成的导航系统服务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26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也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一个更具历史意义的发展战略出现在国家顶层设计之中——“航天强国”首次被写入国家五年规划纲要，与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并列，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点。“这意味着，从‘大国重器’到‘强国支柱’，中国航天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身份转换。”多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学者表示。

　　“这是一个里程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李成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航天强国”纳入“十五五”规划，标志着航天事业从国家战略支撑层面，上升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核心组成部分。

　　回顾中国航天的政策演进脉络，清晰可见一条从“能力建设”到“质量效益”再到“民生赋能”的路径：“十一五”至“十二五”重点聚焦运载火箭换代升级，夯实重大工程基础；“十三五”至“十四五”瞄准国际前沿，推动部分技术从跟跑到并跑、领跑；而“十五五”时期则重点聚焦颠覆性技术创新、商业化应用与全域民生赋能。李成智将这一演进背后的战略逻辑概括为三个关键词：独立自主、需求牵引、系统规划。中国始终以独立创新为根本路径，依托新型举国体制集中资源协同攻关，在能力积累基础上稳步实现从技术追赶到战略引领的跨越。

　　一组数据足以说明这种“跨越”的底气。截至2025年，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完成600次发射。在李成智看来，这标志着中国已具备规模化、常态化的航天能力，折射出国家战略引领与举国体制优势、全链条航天工业体系、持续迭代的自主创新能力三大核心实力。

　　从模块化火箭的迭代到全领域自主保障，从技术消化吸收到核心可控，长征系列的发展历程为深空探测、载人登月等重大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而这一切，正在为“航天强国”建设提供硬核支撑。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张古鹏告诉本报记者，“十五五”时期是航天强国建设的关键窗口期，未来需聚焦三大领域重点突破，即发展低成本、可重复使用的航天运输系统，完善空间基础设施，强化空间科学原创突破与跨领域融合。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中国航天正从服务国家重大任务转向支撑现代化建设，从工程导向转向效能优先，主动融入国民经济体系，赋能产业升级与公共服务。张古鹏特别强调了航天强国与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等目标之间的“牵引—赋能”效应——航天以极端性能要求倒逼高端制造与材料突破，以“零缺陷”理念反哺质量强国建设，通过空天地一体化网络支撑数字中国，依托空间站平台推动基础科研创新。“可以说，航天正在成为串联多个强国目标的关键枢纽。”张古鹏说。

　　如果说“国家队”是航天事业的压舱石，那么商业航天正在成为航天强国建设的“加速器”。2025年的数据令人振奋：全年完成商业航天发射50次，占我国宇航发射总数的54%；入轨商业卫星311颗，占全年入轨卫星总数的84%。这些数字意味着中国商业航天已迈入规模化、商业化发展的新阶段。“这不是单一因素推动的结果，而是政策松绑、技术迭代、市场牵引、资本加持、生态成熟的系统性成果。”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国家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黄朝峰分析说。

　　技术突破是商业航天规模化的前提。火箭可回收技术、卫星批量化制造与核心器件国产化，持续降低成本；空天地一体化技术则让卫星应用从概念走向多场景落地。与此同时，国家战略强力赋能——商业航天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被纳入“十五五”规划，国家航天局设立商业航天司，优化发射审批、开放科研资源，中央与地方政策形成合力。中国人民大学低空经济和太空经济国际联合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松瑞向本报记者回顾了一个关键节点：“国务院发布《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建设。此后，民营航天企业集中涌现，逐渐实现向自动化驱动的批量化模式转型，同时在可回收火箭等领域实现快速迭代。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商业航天发射大国。”

　　商业航天不仅是航天强国的核心板块，更具备强大的产业带动与技术外溢效应，可以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刘松瑞将这种效应总结为两方面。一是直接产业链拉动，火箭制造与发射、卫星制造等核心产业通过投入产出关系带动特种材料、通信元器件等上游行业发展；二是技术外溢赋能，航天高精尖技术可对其他行业产生跨界效应，例如航天燃料相关技术应用于煤化工精炼等传统行业，能够解决行业技术难题。

　　随着星网、千帆等低轨巨型星座进入密集组网期，卫星通信、遥感、北斗高精度应用已深度渗透交通、农业、城市治理等领域，“航天+”产业生态已从构想变为现实。从山区海岛通信盲区覆盖，到河南、新疆等粮食主产区的精准农业作业，再到智慧城市智能化治理，真实场景的需求正推动行业从“烧钱研发”转向“盈利变现”。黄朝峰认为，低轨卫星互联网、精准农业、空天地一体化智慧城市、智能交通物流四大领域潜力最为突出。卫星互联网可补齐地面通信短板，保障应急通信与远洋作业；遥感加北斗赋能无人农机自动化作业，助力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空天地监测则让城市治理、环保预警更加精准。“这些应用既贴近民生需求，又能直接拉动实体经济增长。”黄朝峰说。

　　从经济产出看，通信被普遍认为是商业航天长期最具盈利潜力的赛道之一。刘松瑞表示，中国太空经济当前产值集中于火箭、卫星制造等上游环节，下游应用环节的总产出仍有巨大潜力。未来产出增长的趋势必然向应用层面拓展，形成天地融合、一体服务的格局。而从综合社会效益看，通信、导航和遥感服务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气象灾害等信息服务，在应急保障等领域贡献巨大的社会价值。

　　技术可以量化，产业可以计算，但有一种力量无法用数字衡量，却恰恰是中国航天最独特的精神财富。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从嫦娥探月到北斗组网，中国航天人在戈壁荒漠中筑起通天铁塔，在世界航天版图上刻下中国坐标。“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早已融入一代代航天人的血脉。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冯秀军认为，我国航天事业的精神谱系并非零散口号的简单叠加，而是以“两弹一星”精神为根脉，由载人航天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接续传承、系统集成的有机整体。这一精神谱系呈现出鲜明而厚重的时代特质。它始终以爱国主义为精神内核——从“两弹一星”时期的隐姓埋名、默默奉献，到北斗系统实现全球组网、服务世界，无不彰显着航天人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命运、民族尊严紧密相连的政治自觉与使命担当；它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立身之本，在长期面临外部技术封锁的环境下，中国航天依靠自主创新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生动诠释了自立自强的民族品格，牢牢掌握了国家发展的战略主动；它也充分彰显了新型举国体制的显著优势，通过跨领域、跨学科、跨部门的协同攻关，凝聚起万众一心、攻坚克难的磅礴力量，既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效能，也展现出兼济天下的大国胸襟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境界追求。

　　从历史实践来看，载人航天精神的演进与中国航天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部分领跑的跨越同频共振。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面对外部技术封锁，老一辈航天人秉持“两弹一星”精神，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实现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零的突破”，筑牢国家安全基石。进入21世纪，载人航天工程完成从神舟飞天到空间站全面建成的跨越。新时代以来，嫦娥六号实现月背采样、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天问探火等重大工程连战连捷小火箭玩具套餐怎么用视频，彰显出自主创新、追求卓越的新时代航天精神气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付丽莎提出，航天精神谱系的理论凝练不仅为科技自立自强提供“精神导航”，也为新型举国体制注入文化内核，更为青年价值塑造提供精神坐标。对于社科研究者而言，可以通过价值取向、动力机制、组织形态三维分析框架，将航天事业精神风貌的历史演进与科技自立自强战略相对接，推动精神谱系研究实现从“经验总结”到“理论建构”的范式转换。冯秀军强调，我国航天事业在不同阶段的鲜明精神特点，在理论凝练过程中需要精准捕捉其差异化的特质要素，避免同质化。同时，整个精神谱系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各具体精神形态前后相继、相互滋养，在理论渊源、文化根基与红色基因上同根同源，在根本立场、价值旨归与实践品格上高度一致，共同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提供磅礴精神动力。

　　“航天强国”首次写入国家规划，也为中国的国际航天合作标定了新坐标。面向浩瀚太空，中国始终秉持和平利用、包容发展的原则，以开放合作姿态推进国际航天交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须隆认为，这一原则拓宽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空间内涵，让这一理念从地球延伸至外太空。

　　北斗系统服务全球200余个国家和地区，正是这一理念的生动实践。陈须隆表示，“北斗模式”的核心价值在于共商、共建、共享——航天发展成果成为全球公共产品，而非少数国家的专属资源。中国坚持带动发展中国家机遇共享，通过全链条合作弥补技术鸿沟，助力合作方提升航天产业能力，彰显负责任大国担当。

　　“十五五”期间，中国将重点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携手多国开展月球科考与资源利用，打造全新的多边合作样板。陈须隆认为，这一模式的创新之处在于以“开放与包容”为根本出发点，摒弃小圈子与战略交换逻辑，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相较于传统航天合作，这一模式在合作对象上更具普惠性，重点带动“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前沿探索，通过体系化合作实现能力赋能。在治理层面，将与金砖、上合等多边框架相互促进，为太空全球治理注入新动能。

　　共建“一带一路”航天合作则以卫星通信、导航、遥感为抓手，推动太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助力共建国家共享发展红利。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张茗提出，推进合作首先要夯实产业基础，提升商业航天核心竞争力，以优质产品参与国际竞争。在实践路径上，要坚持政企联动，由政府搭建对话机制发挥引领作用，精准对接防灾减灾、资源管理等民生需求。同时，坚守政治互信底线，理性应对地缘政治波动，以商业合作筑牢互利共赢根基。

　　面对太空商业化、军事化加速及环境承压等挑战，中国航天为全球太空治理提供了独特智慧与方案。张茗认为，中国航天的崛起打破了西方长期主导的格局，为构建公正平等的太空秩序注入了动力。“和合共生”理念强调人类与太空和谐共处，抵制太空战场化与商业“逐底竞争”，契合联合国太空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国方案立足实践，依托国际月球科研站等项目探索深空治理规则，以开放协商凝聚国际共识，为人类太空探索事业贡献务实可行的中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