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四研究院研制生产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第三级固体发动机对卫星的成功发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四院人为我国“两弹一星”工程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杨南生，火箭专家、塑性力学专家，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创者，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四研究院原副院长。他参与了我国第一辆“解放”牌汽车的研制；主持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火箭发射场；主持建立了新中国第一枚试验型液体燃料探空火箭…

　　1921年12月29日，杨南生出生于缅甸仰光一个华侨家庭，两岁时随父母回国。青年时期的杨南生，醉心于数理化，成绩一直拔尖。

　　1939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北师大附中高中毕业。在父亲和舅舅崇尚科学报国的思想浸染下，杨南生的心中埋下了要以科学求真、求善、求美的种子，并立下“此生为国家做点实事”的志向。后来，杨南生考入由当时的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及私立南开大学共同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读书。

　　1947年，杨南生考取庚子赔款公费留学，受钱伟长先生的指点，选取塑性力学为研究方向。1950年，29岁的他以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博士身份，甘愿放弃国外高薪聘请，冲破国民党的重重阻挠，辗转回国。

　　回国后，杨南生在力学所担任钱学森先生的助手，同时任副研究员、课题组组长，从事高温塑性材料理论的研究。此后，他参与了我国第一辆“解放”牌汽车的研制，主持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火箭发射场。

　　1956年9月，杨南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人生最美好的愿望。同年国庆，他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

　　1964年8月，杨南生受命离开上海赴四川泸州，前往固体火箭发动机研制基地——四川泸州高坝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四分院（当时是总字750部队，今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四院），任四分院副院长，担负固体火箭发动机研制的技术指挥重任。后因条件限制，四院从四川泸州整建制搬迁到了内蒙古的戈壁荒漠。

　　1967年，四院接受国家任务，负责研制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运载火箭“长征一号”的第三级发动机。此任务代号“651工程”，随后，四院成立了以杨南生为首的“651工程”领导小组。

　　杨南生凭借深厚的理论功底，渊博的学识和研制中国第一代探空火箭以及几年来研制固体火箭发动机积累的实践经验，指导设计人员很快制定出了发动机的总体技术方案。方案论证时，他提出指导思想：力求先进而不盲目追求先进。即：要适应我国目前的技术水平和已有的技术成果，保证切实可行；又要力求先进，研制出尽可能高质量的发动机。遵循这一思想，方案确定采用新型壳体材料，新型推进剂，大膨胀比高空喷管，火箭式高空点火器，以及发动机捆绑小火箭自旋技术。这些技术大都是第一次使用，杨南生和他的队伍担着不小的风险。

　　完成设计图纸后，杨南生带队立即投入试制。为方便工作，杨南生吃住在厂区，睡单人硬板床，吃集体大“食堂”，骑自行车在厂所站之间穿梭。哪里有难题，他就出现在哪里；哪道工序是关键，他就陪在哪里；哪个岗位空岗了，他就登门去请。每逢发动机装药，他必定到现场；每次试车，他尽可能近地靠前观察，只为获取最真实的状况，以利于试后分析。

　　受政治因素影响，研制工作几近瘫痪。为此，杨南生于房源几十公里的厂区、家属区来回奔波，敲开一家家、敲开一家家紧闭的房门，苦口婆心劝导科技人员和工人回到工作岗位。当时，他年近50岁，却依然不顾刮风下雨、顶着酷暑严寒，兢兢业业地工作。

　　研制基地位于边疆，供应不丰，粗粮是主食，土豆白菜是常年菜，研制人员不仅要闯技术难关，还要闯生活难关。在工作、生活的双重压力下，杨南生患上了坐骨神经痛。但他坚持“轻伤不下火线”，奔波在研制一线，单脚蹬车穿梭不歇。

　　研制过程中，难题接踵而来。1968年，一台发动机装药固化出炉后，发动机头部位置药柱出现许多裂纹。为解决这一问题，主管工艺质量工作的陈明义结合研制单位意见，提议：挖药修补发动机。在发动机里挖药无异于老虎嘴里拔牙，万一发生爆炸，后果不堪设想。

　　杨南生运用粘弹力学理论，结合试验数据，认为可以尝试挖药修补法。他说：“我们的大胆来自于大量的科学试验。我与研制人员已经论证过，这的确是一步险棋，但国家急需，时不待人，值得出手。”会后，杨南生主动报名参与挖药工作。

　　第一天挖药，他们挖出不足一斤药，用实践证明了固体发动机装药安全挖药新工艺的可行性。杨南生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第二天早上不到八点钟，就赶到了现场开始工作。

　　挖药完成后，研制人员采用新工艺对药柱缺失处进行了灌补、固化，出炉后检查确定药柱完全符合试车要求，随后进行了地面试车，获得圆满成功，按时向卫星总体提供了数据。

　　挖药中，陈明义因操作时间过长而轻微中毒，在病床上躺了半个月。杨南生十分关心，前去看望和慰问，并与他探讨如何保证发动机不脱粘、药柱的整体性无裂纹，力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再出现需要挖药的状况。

　　裂纹是发动机装药不允许出现的缺陷，一旦出现就必须解决，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为此，杨南生指导设计人员引入了粘弹性理论，分析装药产生裂纹的内在原因，逐渐解开了这个谜团。

　　经过整整三年多艰苦卓绝的奋战，杨南生主持进行了近二十次试车，几十次修改，最终解决了地面旋转试车、高空模拟旋转试车、高空点火，以及推进剂配方调整、装药、裂纹、脱粘、高空喷管结构等等重大技术难题。1970年1月，发动机顺利通过了鉴定试车，各项指标完全达到了“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总体设计提出的要求，可以交付总体参加卫星发射。但杨南生没有丝毫放松，他明白，发射成功才是真正的考验。

　　1970年3月27日，杨南生率队到基地参加卫星发射。四院18人的试验队在风雪中出发，前往酒泉卫星发射基地。

　　到达目的地后，杨南生进行了战前动员。他在给大家鼓气加油的同时，要求全体参试人员一定要搞好内外团结，顾全大局，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质量第一，安全操作，严格按计划要求认真负责地把每一项工作都做好。之后，试验队建立了严格的双岗制，每一道工序是谁操作的都必须留下姓名，谁检验、谁记录都要有明确分工。同时，每一个阶段都要求进行质量复查和“双想”（即，回想和预想）活动。这些措施确保了“三无”的落实到位，即：无误操作、无错漏检、无多余物，以便确保“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

　　4月14日，钱学森率领任新民、杨南生、戚发轫等15人组成的汇报团乘飞机到了北京进行汇报。连夜，各路技术专家向周总理等中央首长汇报了卫星、运载火箭在技术阵地总装测试的情况。同时，把与三级发动机有关的“过载开关”问题、航区安全问题也作了详细汇报。

　　周恩来总理指示：“如果这次试验成功的话，你们不要骄傲自满，还要继续前进。这次试验也可能搞不成，这不要紧，失败是成功之母嘛！”听了总理的话，大家深受鼓舞，极为感动。

　　当天午夜12点，汇报完毕。15日，周总理要求写出正式的书面报告及保证书，第二天提交政治局讨论。于是，负责运载火箭一、二级发动机的任新民、负责第三级发动机的杨南生、负责卫星的戚发轫，被请到国防部大楼，连夜赶写各自部分的报告。

　　杨南生知道，这实际上是签署军令状，责任就重如泰山。这一夜，他怀着紧张的心情着手起草四院人负责的运载火箭第三级发动机的报告。一夜未眠，当他在报告上郑重地签下“杨南生”三个字样时，已是东方破晓。

　　这份重要的报告，与任新民起草的运载火箭第一、二级报告和戚发轫起草的卫星部分的报告，经国防科委汇总后，被呈送到周总理的案头。

　　4月16日，周总理代表党中央批准：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可以上天了。杨南生等专家随同钱学森急忙赶回发射基地，投入发射前严密而紧张的准备工作。

　　1970年4月24日，这是一个令中国人自豪和振奋的日子，也是我国航天发展史上富有历史意义的一天。

　　当天21时36分，一声令下，“长征一号”运载火箭载着“东方红一号”卫星，直冲云霄。在最后一刻，杨南生和他的团队交付的第三级固体火箭发动机点火，给出强力的一推，圆满地完成了末级助推任务，把东方红一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环绕着地球运转起来，巡游九天，雄壮欢快的“东方红”乐曲响彻宇宙。

　　“东方红”乐曲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了太空时代；向全世界证明：外国人能够做到的，中国人也一定能够做到！

　　卫星发射成功的消息传到北京，处处欢欣鼓舞，平时严肃的专家们也轻松幽默起来。被杨南生尊称先生的屠守锷打趣道：“你为卫星准备了很多饭嘛！”意指杨南生的第三级发动机实际推力远远大于提供给卫星总体的数据。计算的卫星轨道原本是近圆形的，由于第三级发动机发射时的推力大了不少，使卫星实际进入了一个近似椭圆的轨道shadowrocket apk，这是非常有利的运行。

　　1999年，电视播放“两弹一星”功勋授奖大会，杨南生不在其列。晚上，他家电话被打爆。电话这头，杨南生笑道：“一生能为国家发达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天上飞的有我亲手摸过的，对我来讲，足够啦！”

　　在2012年举办的航天固体动力事业50年“十大感动人物”评选中，杨南生以第一高票荣登榜首。他不计名利，刚正不阿；他坚持真理，勇于创新。人们从他身上看到了科学的光辉，更看到了科学家背后所放射出的人性光芒！在他的身后，一座是“事业”高峰，一座是“人性”高峰。而这两座高峰，值得我们用一生去攀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