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庆后去世后，一场由巨额遗产引发的豪门争斗浮出水面，撕开了这位“布鞋首富”不为人知的隐秘人生。2025年7月，三名自称是宗庆后“同父异母弟妹”的美国公民——28岁的宗继昌、26岁的宗婕莉以及年仅8岁的宗继盛，一纸诉状将娃哈哈集团的掌门人宗馥莉告上了香港和杭州的法庭。

　　香港高等法院于2025年7月11日正式受理了这起编号为HCMP 2772/2024的离奇案件。原告方提交的文件显示，早在2003年，宗庆后便通过香港汇丰银行设立了三只离岸信托基金，承诺为每人注入7亿美元的资产。然而，由于资金当时未能到位，信托仅以部分娃哈哈的分红作为启动资金，截止至2024年初，账户余额约为18亿美元。原告方指控宗馥莉在去年5月擅自转出110万美元，此举引发了他们对资金安全的担忧。他们要求立即冻结汇丰账户，并追讨总计21亿美元的信托权益。为了佐证身份，宗继昌提交了自己的出生证明，并申请调取宗庆后生前的体检样本进行DNA比对。

　　与此同时，一场更为猛烈的攻势在杭州同步展开。这三位“弟妹”向杭州中院提起诉讼，要求分割宗庆后持有的娃哈哈集团29.4%的股权，这部分股权的市值超过200亿人民币。一旦胜诉，娃哈哈的股权结构将发生剧变：国资持股46%，职工持股会24.6%，而宗家子女将瓜分剩余的29.4%的股权，企业的控制权面临着重新洗牌的局面。

　　面对突如其来的诉讼，宗馥莉的律师团队迅速展开反击。他们拿出了宗庆后于2020年亲笔书写的遗嘱，这份遗嘱明确指出：“所有境外资产由独女宗馥莉继承，其他子女不得主张权利。”这份仅有娃哈哈高管见证、无家族成员签字的文件成为了宗馥莉一方的核心武器。律师团队还对信托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声称“从未获知宗庆后相关指示”。对于110万美元的转账，宗馥莉方解释称这笔资金是“东南亚市场拓展储备金”，与遗产无关。

　　随着案件的深入，一个隐藏了30年的情感纠葛也逐渐浮出水面。三位私生子女的生母杜建英，竟然是娃哈哈的创业元老，曾是宗庆后身边的得力干将。1991年，年仅25岁的浙江大学高材生杜建英放弃了国企的稳定工作，毅然加入宗庆后的校办企业经销部。在娃哈哈兼并杭州罐头厂、全国建厂等关键战役中，杜建英都是核心操盘手共享小火箭加速器账号密码。更令人惊讶的是，杜建英与宗馥莉早有交集。1996年宗馥莉赴美留学时，正是杜建英以“监护人”的身份陪同。同年，杜建英在美国生下了长子宗继昌，两年后又生下了女儿宗婕莉。而小儿子宗继盛则出生于2017年，网传其生母是宗家的“别墅管家”。虽然杜建英在2008年离开了娃哈哈，并创办了三捷投资集团，但她仍然通过红安永盛、荣泰企业等公司持有15家娃哈哈系工厂的股权。一个巧合的现象是，在宗庆后去世后，这些工厂陆续停工，这无疑加剧了这场争产矛盾。

　　这场争产案还意外地揭开了娃哈哈“去国资化”的隐秘操作。表面上看，杭州上城区国资委持有娃哈哈集团46%的股权，是最大的股东。但实际上，掌控整个产业链的却是宗家精心搭建的“影子网络”：宗馥莉自2007年起执掌宏胜饮料集团，该公司拥有48家子公司和104条生产线，承包了娃哈哈三分之一的产能，甚至被曝享有“高利润产品优先生产权”；体外销售链则由杭州娃哈哈宏辉食品等公司垄断，这些公司将利润转移出国资体系。例如，桶装水公司以2.44元/桶的低价将产品卖给宏胜关联企业，后者再以7.52元的市场价进行销售。此外，在2025年初，宗馥莉曾试图将387件“娃哈哈”商标转至其控股的杭州娃哈哈食品公司，但由于国资方的强烈抗议未能成功，于是转而注册了“娃小哈”等新商标。

　　财务数据也印证了外界对于“穷庙富和尚”的质疑：2022年，国资控股的娃哈哈集团净利润仅为1871万元，而整个“娃哈哈系”体外公司的净利润却高达47.67亿元。更令人惊讶的是，1999年改制时，2.6亿元的国有股转让款始终未支付，2008年后国资股东更是从未获得过分红。2018年，职工持股会以每股3元的价格强制回购员工股权（此前年分红高达0.8元/股），引发了数千人的抗议。

　　2024年宗馥莉接班后，要求员工改签合同至宏胜集团，这直接导致了50名老员工起诉维权，700人集体抗议。矛盾的焦点在于：宏胜实行年薪制，而原娃哈哈员工收入的一半依赖于股权分红。与此同时，三家省级代理商因担忧股权变动而暂停进货，娃哈哈的管理层每周不得不耗费30%的精力来应对诉讼。这场豪门内斗已经从法庭蔓延至市场，宗庆后生前最珍视的“家文化”也彻底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