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当今天的孩子们在阳光下欢笑、收到礼物时，80多年前，有600多个孩子也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活下去的希望。这个故事，就藏在宁波教育博物馆展览的一枚徽章里。

　　“这是国际灾童教养院的徽章，国际灾童教养院由宁波奉化籍爱国商人竺梅先和夫人徐锦华共同创建。”宁波教育博物馆馆长黄兴力说。

　　记者看到，这枚院徽呈倒三角形，上方刻着许多线条，象征熊熊燃烧的烈火。下方是三层凹凸的波浪状线条，表示深而汹涌的海水。中间是一个凸起的、并与下部波浪下部交融的大圆，大圆内刻一完整小圆，形象地构成一个浮在海面的救生圈，救生圈上自右向左刻着“国际灾童教养院”字样。

　　1937年11月，淞沪会战结束，上海沦陷。曾经繁华的都市满目疮痍，街头巷尾挤满了无家可归的孤儿。他们中，有的是阵亡将士的遗孤，有的是在轰炸中失去父母的孩童，有的则是被贫困家庭无奈遗弃的少年。当时，上海的难民收容所和慈幼院因战乱相继关闭，这些孩子挣扎在死亡边缘，命运岌岌可危。

　　目睹此景，爱国实业家竺梅先心如刀绞。他出生于宁波奉化，早年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后秉持“实业救国”理念，成为近代民族造纸业的先驱，创办了民丰、华丰两大造纸厂。国难当头，他深知仅靠办工厂无法挽救民族的未来。于是，他毅然决定：创办一所教养院，收留这些无依无靠的孩子。

　　1938年，竺梅先联合社会各界名流，成立了国际灾童教养院董事会。为了让教养院在战乱中得到一定保护，他特意邀请8位国际友人担任董事，并将机构命名为“国际灾童教养院”。竺梅先任院长，负责统筹资源与社会联络；徐锦华任副院长，主管日常院务与教育管理。院址选在奉化莼湖镇泰清山上的废弃古寺。

　　“竺梅先为了办教养院，可以说费尽心思。邀请外国人担任董事，披上国际外衣，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教养院的安全。选址废弃古寺，是因为这里远离城镇，相对安全。”黄兴力解释说。

　　为了给孩子们创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竺梅先投入巨资，从上海调运建材、课桌椅、教材、乐器甚至数千册图书。短短数月，荒芜的寺庙被改造成设施齐全的校园：教室、寝室、图书馆、医务室、操场、游泳池等一应俱全。

　　在昔日灾童的回忆文章中，一位名叫池桂根的同学是这样记录新生的开始：去虞洽卿路的宁波同乡会报到。那天我们焕然一新，个个都穿上发的崭新的蓝色背带裤，雪白的衬衫，胸前戴着一个三角形院徽。院徽中间一个巨大的救生圈，象征着拯救灾童于水深火热之中。

　　教养院不仅提供文化教育，还注重品德培养。教养院特别重视将文化教育与抗日救亡相结合，岳飞的《满江红》和文天祥的《正气歌》等爱国诗篇都被编入教材。院方还邀请陶行知等进步人士作抗日演讲，并组织演出队进行抗日宣传。抗日救国的信念深深扎根在每个孩子的心中。

　　黄兴力介绍，1941年4月，宁波地区沦陷，古寺不远处就有日伪军驻扎，教养院也曾屡遭日寇袭扰，皆被院长和师生们机智化解。当时国民政府曾派员前来调查，向上呈报的调查报告中写道：“该院规模宏大，设备完美，教养并重，管理严密。灾童均能刻苦读书，成绩尚佳竺院长夫妇热心救济其精神毅力殊足以励末俗而裨抗战。”

　　从1939年秋开始，浙东连年粮荒，粮食极其缺乏，粮价暴涨，而教养院的约700名师生员工，每天需要粮食五六百斤，竺梅先凭着拯救浙东饥民和教养院孩童的信念，频繁穿梭奔波于浙南筹粮。资金最困难的时候，他抵押了民丰、华丰两大纸厂和宁绍轮船公司的股票，真正做到了毁家纾难，散尽万贯家产。

　　1942年5月30日，竺梅先离世，年仅54岁。弥留之际，他一字一句叮嘱：“一定要好好把这些孩子抚养下去，直到他们能自立为止。”

　　“这枚院徽的发现，也有一个动人的故事。”黄兴力介绍，竺梅先的孙子竺士性先生，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收集整理教养院的相关资料。可池桂根提到的徽章，竺士性一直没有找到。“直到去年年底，收藏家王天杨在奉化莼湖镇附近的村庄发现了这枚院徽，并与蔡钊斌先生一起带着徽章来到宁波教育博物馆。”黄兴力说，后来博物馆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竺士性。

　　竺士性见到这枚徽章时，激动不已：“它证明了那段历史真实存在，也证明了我祖父的付出没有白费。”

　　据史料记载，教养院的600多名灾童中，505人是从上海辗转去的奉化，其余孩子均为宁波本地子弟。比如，1940年，奉化塘溪、尚田、桐照、横溪、金峨、莼湖等周边乡镇的贫穷农民送来儿童47名入院学习，另有部分附近村落如楼隘、裘村、朱家店、岙口等走读的学童。“教养院解散后，包括上海来的，留在当地的院童有数十人，其中有人珍藏院徽至今，这是合情合理的推断。”竺士性说。

　　院徽表达的含义，竺梅先院长一定非常郑重地向院童们讲解过，所以池桂根记住了“救生圈象征着拯救灾童于水深火热之中”。

　　原来，竺梅先辞世后，教养院筹集经费、物资更加困难，师生们的生活也愈加艰难，但大家没有一天停止过学习。徐锦华下定决心要完成亡夫的遗愿：“用我们的鲜血灌民族的嫩芽”。

　　一次，汪伪政府派人前来接管教养院，徐锦华严词拒绝了。她说：“我宁愿忍痛解散，也绝不叫一个我的小囡囡做汉奸的工具。”

　　苦苦支撑一年后，教养院难以为继。于是，徐锦华对每个孩子都进行了妥善安置，有的去四明山加入抗日武装，有的去各类学校深造，有的去后方工厂务工，有的请家长领回之后，徐锦华着手结束了教养院的各项事宜。

　　1953年，山岙里建了泰清水库，教养院旧址沉入库底。1990年9月6日，海峡两岸部分原教养院的同学集资、设计建造的“梅华亭”落成，亭中间镌刻着“国际灾童教养院故址”的石碑，用以缅怀他们的再生父母竺梅先、徐锦华的功绩。

　　据黄兴力介绍，国际灾童教养院存在的时间虽只有短短5年，却影响了600多个孩子的一生。“虽然他们之后的际遇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这600多人，没有一人去做汉奸走狗、出卖国家。”黄兴力说。

　　“这是国际灾童教养院的徽章，国际灾童教养院由宁波奉化籍爱国商人竺梅先和夫人徐锦华共同创建。”宁波教育博物馆馆长黄兴力说。

　　记者看到，这枚院徽呈倒三角形，上方刻着许多线条，象征熊熊燃烧的烈火。下方是三层凹凸的波浪状线条，表示深而汹涌的海水。中间是一个凸起的、并与下部波浪下部交融的大圆，大圆内刻一完整小圆，形象地构成一个浮在海面的救生圈，救生圈上自右向左刻着“国际灾童教养院”字样。故事要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说起。

　　1937年11月，淞沪会战结束，上海沦陷。曾经繁华的都市满目疮痍，街头巷尾挤满了无家可归的孤儿。他们中，有的是阵亡将士的遗孤，有的是在轰炸中失去父母的孩童，有的则是被贫困家庭无奈遗弃的少年。当时，上海的难民收容所和慈幼院因战乱相继关闭，这些孩子挣扎在死亡边缘，命运岌岌可危。

　　目睹此景，爱国实业家竺梅先心如刀绞。他出生于宁波奉化，早年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后秉持“实业救国”理念，成为近代民族造纸业的先驱，创办了民丰、华丰两大造纸厂。国难当头，他深知仅靠办工厂无法挽救民族的未来。于是，他毅然决定：创办一所教养院，收留这些无依无靠的孩子。

　　1938年，竺梅先联合社会各界名流，成立了国际灾童教养院董事会。为了让教养院在战乱中得到一定保护，他特意邀请8位国际友人担任董事，并将机构命名为“国际灾童教养院”。竺梅先任院长，负责统筹资源与社会联络；徐锦华任副院长，主管日常院务与教育管理。院址选在奉化莼湖镇泰清山上的废弃古寺。

　　“竺梅先为了办教养院，可以说费尽心思。邀请外国人担任董事，披上国际外衣，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教养院的安全。选址废弃古寺，是因为这里远离城镇，相对安全。”黄兴力解释说。

　　为了给孩子们创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竺梅先投入巨资，从上海调运建材、课桌椅、教材、乐器甚至数千册图书。短短数月，荒芜的寺庙被改造成设施齐全的校园：教室、寝室、图书馆、医务室、操场、游泳池等一应俱全。

　　1938年9月，第一批灾童抵达奉化，开始了新生活。在昔日灾童的回忆文章中，一位名叫池桂根的同学是这样记录新生的开始：去虞洽卿路的宁波同乡会报到。那天我们焕然一新，个个都穿上发的崭新的蓝色背带裤，雪白的衬衫，胸前戴着一个三角形院徽。院徽中间一个巨大的救生圈，象征着拯救灾童于水深火热之中。

　　教养院不仅提供文化教育，还注重品德培养。教养院特别重视将文化教育与抗日救亡相结合，岳飞的《满江红》和文天祥的《正气歌》等爱国诗篇都被编入教材。院方还邀请陶行知等进步人士作抗日演讲，并组织演出队进行抗日宣传。抗日救国的信念深深扎根在每个孩子的心中。

　　黄兴力介绍，1941年4月，宁波地区沦陷，古寺不远处就有日伪军驻扎，教养院也曾屡遭日寇袭扰，皆被院长和师生们机智化解。当时国民政府曾派员前来调查，向上呈报的调查报告中写道：“该院规模宏大，设备完美，教养并重，管理严密。灾童均能刻苦读书shadowrocket購買，成绩尚佳竺院长夫妇热心救济其精神毅力殊足以励末俗而裨抗战。”

　　从1939年秋开始，浙东连年粮荒，粮食极其缺乏，粮价暴涨，而教养院的约700名师生员工，每天需要粮食五六百斤，竺梅先凭着拯救浙东饥民和教养院孩童的信念，频繁穿梭奔波于浙南筹粮。资金最困难的时候，他抵押了民丰、华丰两大纸厂和宁绍轮船公司的股票，真正做到了毁家纾难，散尽万贯家产。

　　1942年5月30日，竺梅先离世，年仅54岁。弥留之际，他一字一句叮嘱：“一定要好好把这些孩子抚养下去，直到他们能自立为止。”

　　“这枚院徽的发现，也有一个动人的故事。”黄兴力介绍，竺梅先的孙子竺士性先生，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收集整理教养院的相关资料。可池桂根提到的徽章，竺士性一直没有找到。

　　“直到去年年底，收藏家王天杨在奉化莼湖镇附近的村庄发现了这枚院徽，并与蔡钊斌先生一起带着徽章来到宁波教育博物馆。”黄兴力说，后来博物馆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竺士性。竺士性见到这枚徽章时，激动不已：“它证明了那段历史真实存在，也证明了我祖父的付出没有白费。”

　　据史料记载，教养院的600多名灾童中，505人是从上海辗转去的奉化，其余孩子均为宁波本地子弟。比如，1940年，奉化塘溪、尚田、桐照、横溪、金峨、莼湖等周边乡镇的贫穷农民送来儿童47名入院学习，另有部分附近村落如楼隘、裘村、朱家店、岙口等走读的学童。“教养院解散后，包括上海来的，留在当地的院童有数十人，其中有人珍藏院徽至今，这是合情合理的推断。”竺士性说。院徽表达的含义，竺梅先院长一定非常郑重地向院童们讲解过，所以池桂根记住了“救生圈象征着拯救灾童于水深火热之中”。

　　原来，竺梅先辞世后，教养院筹集经费、物资更加困难，师生们的生活也愈加艰难，但大家没有一天停止过学习。徐锦华下定决心要完成亡夫的遗愿：“用我们的鲜血灌民族的嫩芽”。

　　一次，汪伪政府派人前来接管教养院，徐锦华严词拒绝了。她说：“我宁愿忍痛解散，也绝不叫一个我的小囡囡做汉奸的工具。”

　　苦苦支撑一年后，教养院难以为继。于是，徐锦华对每个孩子都进行了妥善安置，有的去四明山加入抗日武装，有的去各类学校深造，有的去后方工厂务工，有的请家长领回之后，徐锦华着手结束了教养院的各项事宜。

　　1953年，山岙里建了泰清水库，教养院旧址沉入库底。1990年9月6日，海峡两岸部分原教养院的同学集资、设计建造的“梅华亭”落成，亭中间镌刻着“国际灾童教养院故址”的石碑，用以缅怀他们的再生父母竺梅先、徐锦华的功绩。

　　据黄兴力介绍，国际灾童教养院存在的时间虽只有短短5年，却影响了600多个孩子的一生。“虽然他们之后的际遇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这600多人，没有一人去做汉奸走狗、出卖国家。”黄兴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