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贸是一个国家军事经济活动的外延和拓展，也是本国军工企业加快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手段：据杜青山等《浅析军工 企业提高军贸市场占有率的措施》介绍，军事贸易是反映大国博弈的风向标，是国际安全局势的晴雨表，一个国家采 购另一个国家的武器，证明两者之间是相互信任的关系；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和军事发展的相辅相成的，军事力量的 增强可以帮助提升国家的政治影响力，军贸作为装备输出的重要手段，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也为 军工企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军事贸易形式多种多样，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具体商品，一种是军事装备技术。当前国际军贸市场主要活跃在发 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为了避免受制于人，越来越强调联合研制，合作生产，甚至技术转让等贸易方式。从用户需 求角度分析，军购可以在短时间内使得一个国家快速提升军事能力，但可能陷入“受制于人”的困境，大多数发展中 国家的工业基础比较薄弱，完全通过自主发展提升国防工业能力是一项极为艰难而漫长的工程。 全球地缘局势紧张，主要国家大幅增加军费开支/国防预算。地缘冲突是军费增长的催化剂，亦是军贸订单规模增长 的核心动因：2000-2009 年间受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影响，全球军费支出持续增长，CAGR 为 5.2%；2022—2023 年由 于俄乌冲突，全球军费增长率分别达到 3.2%、6.7%，2024 年全球军费支出 2.72 万亿美元（当前美元，+9.4%），增长 率为历史最高：其中，美国军费支出 0.97 万亿美元（占全球 36%）；德国、日本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增加军费开支，2024 年德国、日本军费支出分别+28.3%、+21.2%。根据财政部数据，中国 2025 年国防预算 1.78 万亿元（+7.2%），系连续 第三年维持 7.2%增速。

　　地缘冲突是全球军贸规模增长的主要催化剂小火箭安卓下载加速器。1）“反恐战争”推动中东军购潮（2001–2011）。2001 年“911 事件”引 发美国主导的阿富汗战争，随后伊拉克战争爆发（2003–2011），中东地区各国出于安全焦虑掀起军备升级浪潮。全 球军贸总量在 2003–2007 年间持续攀升，2007 年达到阶段性高点。2）“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短期波动但未抑制军购 趋势（2008–2009）。2008 年次贷危机导致全球经济收缩，军贸增速短暂下滑。3）“阿拉伯之春”与叙利亚战争再度 推升地区军费（2011–2014）。2011 年后，阿拉伯国家动荡频发，叙利亚内战爆发，沙特、卡塔尔、埃及等国大幅提 升军购预算，带动全球军贸。4）“克里米亚危机”拉动东欧国家军购（2014–2016）。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成为俄罗 斯与北约对峙的拐点，波兰、罗马尼亚、波罗的海三国及北欧国家军购支出迅速上扬。5）“俄乌战争”成为新一轮军 贸周期的重要引爆点（2022 至今）。2022 年俄乌战争全面爆发，直接推动全球军贸进入新一轮扩张期。数据显示，2022 年全球军贸总量与增速同步大幅上涨，增速高达 29%，为近 20 年最高。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与自我再武装双轮驱 动，带动全球军工产品订单集中爆发。

　　全球军贸出口总体呈现西方主导格局，维持“美俄主导、欧洲多点分布”的基本结构。1）美国军贸出口份额长期稳居 第一，近年来进一步提升：2014-2024 年间美国军贸出口份额稳居 30%以上，2020-2024 年间，除 2023 年军贸出口份 额 37%外，其余年份稳居 40%以上，2024 年为 47%，体现其军工体系的强大输出能力。2）俄罗斯在 2010 年前后曾与 美国并驾齐驱，军贸份额占比接近 30%，但近年受俄乌冲突、西方制裁及技术瓶颈影响，份额持续下滑，2018—2024 年，俄罗斯对外军贸出口份额自 15%降至 5%（-10pct）。3）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维持稳定输出，构成欧洲军贸 “四强”：2024 年军贸出口份额分别为 8%、7%、3%、5%；4）中国军贸出口影响力逐步扩大，2020—2023 年出口份额 自 3%提至出口份额维持在 10%左右，主要目标区域为中东和非洲市场。

　　全球军贸进口格局相对分散，俄乌冲突爆发后乌克兰军贸进口猛增。1）2000—2013 年中印军贸进口占全球比较高， 二者占比之和在 14%-27%之间波动；2）中国军贸进口占全球比总体呈现下降趋势，或系我国装备自主化能力提升所 致：2000—2024 年中国军贸进口价值量自 2472 百万 TIV 下滑至 72 百万 TIV，占比自 12.8%降至 0.2%（-12.6pct）。 3）印度多年维系军购大国地位：2000—2024 年军贸进口价值量在 987 百万 TIV 至 5272 百万 TIV 间波动，占比在 4%～ 19%之间波动；4）中东是全球军贸的重要买家：受 2011 年“阿拉伯之春”背景之下，沙特阿拉伯军贸进口大幅增长， 占全球份额自 2011 年的 4%提至 2017 年的 13%，2014-2020 年连续 7 年维持 10%以上占比。5）俄乌冲突促使乌克兰成 为全球最大军贸进口国：2022-2024 年乌克兰军贸进口价值量为 2930/4291/5230 百万 TIV，同增 6559%、46%、22%， 占全球比分别为 9%、14%、18%；波兰近年来扩大军贸进口规模，2022-2024 年军贸进口价值量为 406/1334/1448 百万 TIV，占比为 1%、4%、5%。

　　2000–2024 年我国军贸进出口实现贸易逆差期→平衡期→顺差期的转变：其底层动因在于我国装备谱系完整度、系 统集成能力和自主化率的提升，折射出从“补短板”到“出能力”的变迁。

　　贸易逆差期（2000-2009）：我国军贸进口价值量大于军贸出口价值量，呈现贸易逆差。净逆差平均达-2000 百万 TIV 以上，反映出中国部分先进装备仍依赖进口，其中大部分进口自俄罗斯，包括 MI-17、SU-30MK 等型号飞 机、956/636 级驱逐舰、S-300 防空系统等主战装备，或因当时我国自主主战装备尚未实现批量化生产。

　　贸易平衡期（2010-2020）：自主替代与出口突破并行。2010 年起，中国军贸进入“出口增、进口降”的结构调 整期，整体呈出口与进口趋于平衡状态。随着歼-10、054A 舰、红旗系列导弹等具备外销潜力的国产装备成熟， 中国在飞机、舰船和导弹领域的出口能力大幅提升，装备自主化提升成为军贸结构改善的关键原因。

　　贸易顺差期（2021–2024）：谱系化、体系化输出能力增强。2021 年后，我国军贸净出口价值量首次连续为正， 2023 年更是高达 2551 百万 TIV，创历史新高。这背后是整体系军贸能力的形成，中国开始具备向中东、非洲、 东南亚等地区输出完整作战体系解决方案的能力。随着陆军合成旅实战体系的亮相与销售，我国火炮、装甲 车、传感器等类别武器装备出口价值量亦持续增长。

　　2000-2024 年中国军贸出口客户结构由“高度集中”向“多点分布”过渡。1）军购占比超过 20%的“大客户”稳定在 1-2 个：其中巴基斯坦是第一大客户，大多数年份占比高于 20%，其中 2009、2021、2023 年分别占中国军贸出口价值 量的 66%、67%、67%；孟加拉国向中国军购价值量波动性较大，其占比在 2006、2013、2015、2020 年超过 20%。2）军 购占比 2-20%的“中型客户”数量总体保持稳定：该类客户主要包括孟加拉国、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阿尔及利亚、埃及、苏丹、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伊朗、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区域大国，这些国家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同时所 处地缘环境复杂。3）近年来军购占比低于 2%的“新兴客户”数量显著增加：自 2000 年的 3 个，发展为 15-20 个，其 中 2016 年达到 23 个国家，说明我国军贸装备“扩圈”正在持续推进，客户范围逐步扩大。

　　2000-2024 年，中国军贸出口总体实现由“卖装备”到“卖体系”的跃迁，出口武器品类经历了从“空军平台主导” 向“多平台协同输出”的结构性转变。总体来看，飞机类产品始终是核心出口项目，在各阶段均保持高位输出；舰船、 装甲车和导弹则在 2005 年后快速崛起，逐渐成为主要出口品类；火炮、防空系统和传感器等配套装备虽整体规模较 小，但在各阶段均有稳定出口。

　　第一阶段：飞机平台主导（2000-2004）：五年间中国军贸出口总价值量为 2453 百万 TIV，其中飞机类出口总价值 量 1182 百万 TIV，占比达到 48%，超越导弹（15%）、装甲车（12%）、舰船（9%）三大品类之和（37%），反映出我 国军贸出口尚以飞机平台类主战装备为主，同期火炮（8%）、防空系统（3%）、传感器（3%）占比较低。

　　第二阶段：平台多元化关键期（2005-2009）：该阶段中国军贸出口总价值量为 3330 百万 TIV，其中飞机（27%） 舰船（23%）装甲车（19%）导弹（17%）传感器（9%）火炮（5%），随着我国自主军工体系的发展，舰船、装 甲车和导弹军贸出口价值量赶超飞机平台类武器装备，出口武器装备平台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第三阶段：军贸出口总量快速增长期（2010-2014）：该阶段中国军贸出口总价值量为 7696 百万 TIV（+131%），其 中飞机（33%）装甲车（26%）舰船（18%）导弹（12%）传感器（5%）防空系统（4%）火炮（3%），该阶段型 号谱系进一步拓宽，其中飞机出口总数量达 403 架,较上一个五年增长 58.7%，枭龙（JF-17）、新舟 60（MA 60）、 武直十、L-15 教练机、彩虹、翼龙系列无人机开始实现出口。

　　第四阶段：舰船、导弹出口提速（2015-2019）：该阶段中国军贸出口总价值量为 8865 百万 TIV（+15%），其中飞 机（27%）舰船（25%）导弹（18%）装甲车（14%）防空系统（11%）传感器（3%）火炮（2%），该阶段舰船、 导弹军贸出口总价值量 2208 百万 TIV（+61.6%）、1480 百万 TIV（+65.7%），舰船、导弹出口开始形成规模，同期 飞机出口 2430 百万 TIV，仍具较大规模，我国开始具备“体系作战能力”输出的雏形，不再仅仅是“卖一架飞 机”或“卖一艘舰”，而是“卖一整套作战体系”。

　　第五阶段：体系化出口新阶段（2020-2024）：该阶段中国军贸出口总价值量为 8391 百万 TIV（-5%），飞机类产品 在 2020–2024 年期间占比回升至 31%，重回第一位，2021 年歼-10CE 出口巴基斯坦，标志着我国军机开启成体 系、成建制出口新阶段；舰船仍保持稳定比重（25%），2023 年出口额高达 1100 百万 TIV，为历史最高。尽管传 感器、防空系统等类目比重不大（1%-6%），但构成稳定，反映出高技术附加产品常态化军贸输出的趋势。

　　根据环球网、《环球时报》，5 月 7 日-10 日，印度与巴基斯坦发生军事冲突。印度于 5 月 7 日对巴基斯坦发起“朱砂” 军事行动，向巴基斯坦发射导弹，巴基斯坦后发起“铜墙铁壁”军事行动作为回击。冲突愈演愈烈，巴基斯坦使用中 械装备作战效果显著。根据巴基斯坦国防部、京报网、每日经济新闻，自 5 月 7 日印度发动“朱砂行动”以来，先后 对巴基斯坦发动多次导弹袭击、无人机入侵等行动施压，冲突过程中，巴基斯坦使用歼-10C、PL-15 等中械装备，击 落印度 3 架法制“阵风”战机、1 架俄制米格-29、1 架苏-30 和 1 架“苍鹭”无人机，出动中巴合作研制的 JF-17“枭 龙”战机携带中制 HD-1A 导弹摧毁印度 S-400 防空系统。截至 5 月 9 日，巴基斯坦共摧毁印方 77 架无人机。

　　巴基斯坦进口装备主要来自中国。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数据，过去五年巴基斯坦进口装备中 81% 来自中国，其中包括先进的战斗机、导弹系统、雷达和远程防空平台。本次冲突中巴基斯坦使用的中械装备包括歼10CE 战斗机、JF-17“枭龙”战斗机、PL-15E 空空导弹、HD-1A 导弹、CM-400AKG 超音速反舰导弹、SH-15 车载加榴炮 等。

　　因“核”而起，以伊冲突爆发或引发中东危局势：新华社 6 月 14 日电，6 月 13 日以色列对伊朗关键核设施发动精确 空袭，数小时后，伊朗展开大规模报复，向以色列境内发射近百枚弹道导弹。据环球网援引以色列军方声明介绍，以 军于 6 月 13 日对伊朗发起的行动代号为“崛起雄狮”的突然袭击是因为伊朗一直在秘密推进核武器发展计划。《环球 时报》记者于 6 月 18 日从国内商业遥感卫星公司微纳星空获取独家卫星影像显示，在以军轰炸之后，纳坦兹核设施 的变电站等一些地面大型设施均遭到严重破坏；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表示，纳坦兹核设施受损建筑中包括最为关键的核 燃料浓缩厂。

　　据环球网介绍，此轮以色列与伊朗的大规模冲突中，部分先进装备名称不断在媒体上出现，成为“明星武器”。

　　“泥石-2”和“法塔赫”导弹：“泥石-2”导弹由伊朗自行研制，弹长 18 米、直径为 1.25 米，发射重量为 23.6 吨，弹头重量 700 公斤，采用两级固体燃料火箭推动，射程超过 2000 公里，可覆盖以色列全境和美国在海湾地 区的大部分基地。“法塔赫”导弹是伊朗研制的首款高超音速导弹，不但飞行速度快，而且具备中途变轨的能力。

　　“箭-2/3”反导系统：作为当前拦截伊朗中程弹道导弹的主要武器，以色列自行研制的“箭-2/3”反导系统在此 轮大规模冲突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但以色列“箭-2/3”反导系统的装备数量很少，其拦截弹价格也非常昂贵，单 发价格超过 350 万美元，这使得外界对“箭-2/3”反导系统的持续作战能力产生怀疑。

　　GBU-57 巨型钻地炸弹：伊朗深藏地下 100 米的福尔多核设施是以色列和美国的“眼中钉”，目前只有美国 B-2 隐 形轰炸机携带的 GBU-57 巨型钻地炸弹才有可能对付它。美国空军的数据显示，GBU-57 最大钻地深度可达 65 米， 但仍不足以直接摧毁福尔多地下核设施。

　　2000-2024 年间伊朗和以色列的军贸进口格局呈现出鲜明的对比，这不仅反映了两国军事战略的差异，也深刻体现了 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态势。首先从进口总量来看，以色列的军事采购规模远超伊朗，达到 12334 百万 TIV，是伊朗 3467 百万 TIV 的 3.5 倍。这种巨大差距的背后是以色列长期维持的军事技术优势战略，以及美国持续不断的军事援助。

　　以色列的进口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000—2006 年是快速增长期，特别是在 2006 年黎巴嫩战争后进口激增； 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后以色列加大军购力度，2023 年巴以冲突爆发，以色列军购维持高位。2007 年，美国宣布 每年对以色列军事援助额增加 25%，使年援助额达 31 亿美元，确保对以军援助占以色列国内生产总值的 1.5%和 以国防开支的 21%，作为回报，以色列扩大美国在该国军火储存基地、雷达站和秘密军事基地的规模。

　　伊朗的军购受武器禁运政策影响较大，呈现出“U 型”曲线—2015 年因国际制裁急剧萎缩，2015 年跌至 11 百万 TIV，主要系 2007 年 3 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 1747 号决议，规定禁止伊朗对外出口武器，并呼吁所有国家对伊朗出口重型武器保持警惕和克制；2015 年伊朗 和伊核问题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德国）达成伊核问题全面协议，该协议和联合国安理会通 过的第 2231 号决议均写明，联合国维持对伊武器禁运至伊核协议正式生效五年之后，即 2020 年 10 月 18 日。 2016 年伊朗军购呈现脉冲式的增加，达到 413 百万 TIV，据科技日报消息，主要系当年伊朗和俄罗斯签署了采购 总价不少于 80 亿美元的俄罗斯武器装备，包括苏-30SM 战斗机、“堡垒”岸基反舰导弹、护航舰和潜艇。

　　在供应国方面，两国的依赖模式截然不同。2000—2024 年以色列军购高度依赖美国，价值量占比高达 79%，形成了 美国主导、欧洲补充的供应体系。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主要提供潜艇、雷达等装备。而伊朗则经历了明显的供应 体系重构：早期多元化采购（包括中国、乌克兰等），2005 年后中国供应锐减，俄罗斯逐步成为最主要供应方，2000— 2024 年价值占比高达 68%。

　　武器类别的差异尤为突出。以色列的采购重点主要在飞机、舰船、导弹：飞机占比高达 67%（F-35、F-16 等战机），精 确制导武器占 11%（JDAM、铁穹等）、舰船（海豚级潜艇）占比 14%，这与其强调制空权和精确打击的作战理念高度吻 合。而伊朗的采购则体现了“非对称作战”思路：导弹系统占 24%（包括俄制 S-300 和中国反舰导弹），装甲车辆占 32% （T-72 坦克、BMP 步战车等），飞机（Mi-7 等）占比 20%，无人机等新兴领域也在快速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