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南方乡村地区，数字技术的广泛渗透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性别关系与代际沟通。然而，这一过程并不总是通向“解放”的线性进程，反而往往在地方文化结构中遭遇制度性阻力，甚至被嵌入传统的父权逻辑之中。本文选取印度旁遮普农村为田野场域，聚焦10对母女的深度访谈，呈现出一种较少被关注却极具代表性的情境：

　　文章借助“父权交易”（patriarchal bargain）这一经典概念，揭示母亲如何在面对来自社会规范、家族声誉和家庭责任的多重压力下，为女儿争取有限度的数字技术接入权，却在过程之中不断复制和再生产性别差异与数字不平等。值得注意的是，文中不仅展现了“使用而非拥有”的普遍状态，还深入分析了女儿如何在母亲的监督下采取“被动使用”策略，甚至发展出“隐匿使用”的微型抗争实践。

　　这项研究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揭示了母职如何在数字转型时代成为权力博弈的中介，更在于提示我们：数字赋权从不是简单的“接入即正义”，而是与性别、代际、家庭结构深度缠绕的动态协商过程。对于当下关注中国与全球南方农村数字生活的传播研究者而言，该文提供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观察窗口，也提示我们将“女性对女性的控制”纳入性别数字鸿沟的分析框架中。

　　摘要： 随着移动媒体在全球南方的乡村地区，尤其是在女性群体中日益普及，围绕她们如何使用数字技术的问题也逐渐浮现。这些问题往往源于一种性别化的假设——即女性不具备足够的能力来应对数字技术，可能因此陷入不当甚至危险的境地。本文通过对印度乡村地区的少女及其母亲进行深入访谈，探讨母亲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扮演数字实践的“守门人”角色。研究发现，母亲在女儿使用手机的过程中不断强化父权制规范，从而将父权制逻辑延伸至线上空间。这种家庭内部的性别规范执行机制，可能成为全球南方性别数字鸿沟持续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随着移动媒体在全球南方的乡村地区日益普及，女性尤其是少女对数字技术的接触与使用也引发了诸多社会关注。这些关注源于一种广泛存在的观念：女性或许缺乏使用数字技术的能力，容易陷入不当甚至有害的使用情境。尽管全球技术迅猛发展，许多来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Low and Middle Income Countries，LMICs）的女性和女孩仍难以自主接触移动技术。

　　根据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GSMA，2024）的数据，在LMICs，仅有83%的女性拥有手机，相比之下男性为89%；然而，全球仍有4.05亿女性没有手机，而男性为2.45亿。女性拥有手机的可能性比男性低8%，使用移动互联网的可能性则低15%。在所有LMICs中，南亚的性别鸿沟最为显著。在印度，截至2023年，女性拥有手机的可能性比男性低12%，使用移动互联网的可能性则低30%。其中，仅有29%的女性拥有基础功能机或功能型手机，35%拥有智能手机；而男性的对应数据分别为27%和51%（GSMA，2024）。

　　值得注意的是（见图1），印度女性对手机的拥有率虽然逐渐提高，但性别之间的使用不平等依然显著，尤其体现在智能手机的拥有上。农村地区的性别差异更为突出。例如，在印度，只有68%的农村女性拥有手机，而农村男性为81%；而在移动互联网的使用上，农村女性仅为24%，农村男性则达44%（联合国粮农组织，2023）。

　　“拥有”与“使用”手机是两个不同的层次，这一区别在女性群体中尤为显著。许多女性虽然不拥有手机，却会通过他人设备接触移动技术。这些女性通常通过家庭成员（尤其是父亲、兄弟、儿子或丈夫）的手机来接入网络，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家庭中拥有手机的是男性。根据“变革催化中心”和“数字赋权基金会”（2021）的报告，父亲是家庭中手机使用最多的成员，而女孩往往是通过家庭手机间接接触数字技术。GSMA（2023）也指出，在印度，19%的女性移动互联网用户是通过他人设备接入，而男性仅为8%。此外，根据Pratham基金会（2023）的调查，在印度农村14至18岁的青少年中，只有19.8%的女孩拥有智能手机，而男孩为43.7%。

　　这种接入模式并不仅仅体现为经济资源的不足。尽管在不同国家之间，经济水平和手机拥有率之间确实存在联系，但南亚的性别差异程度远超其他具有相似人均收入水平的国家（Barboni等，2018）。这种现象可能归因于南亚更为严苛的性别规范。Barboni等（2018）将这些规范称为女性获取与拥有手机的“规范性障碍”（normative barriers），即“塑造并限制男性与女性在家庭与社会中角色的社会规范、习俗与个人信念”（第7页）。

　　正是这些社会规范，使许多女孩在面对数字技术时感到怀疑与不安，产生不安全感与犹疑心理，并进一步导致性别差异的形成。这些“心照不宣”的规范深刻影响着女性行为与数字采纳（Oreglia与Kitner，2013）。这些规范的背后是根深蒂固的父权制控制，而这种控制在全球南方国家尤为普遍。特别是在乡村地区，女性与女孩被视为家庭名誉的守护者，承担着维系社区良好形象的道德责任（Arora，2019a）。已有研究指出，许多家庭担心女性使用手机可能诱发不正当行为，破坏传统的印度婚恋习俗（Arora与Scheiber，2017；Doron，2012）。对女性“纯洁”与“礼教”的要求，往往导致其使用手机受到严格限制，或在其他生活领域遭受规训（World Wide Web Foundation，2015）。

　　因此，关于全球南方国家中女性手机使用的性别差距已经有了充分的实证基础，但对于“非经济性因素”如何影响这一差距的理解仍较为有限。尽管已有研究开始探讨男性如何限制女性使用手机，但关于女性内部（女性对女性）之间如何形成约束互动的研究却付之阙如。本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尝试记录母亲与女儿之间围绕手机使用的互动过程，探讨在长期父权制影响下，女性是否也成为了规范他人（尤其是下一代女性）数字实践的执行者。由此，本研究旨在理解母亲如何在数字互动中将父权制逻辑投射到女儿身上，并进一步影响后者对手机的使用。这一分析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全球南方国家中女性手机使用性别差异的社会性根源。

　　父权制是一种制度结构，在其中女性处于男性之下。Beauvoir（1974）指出，女性被降格为“第二性”，因而处于从属地位；男性将女性视为与自身根本不同的他者。Millett（1977）则认为，在父权体制下，女性是一个依附性别。

　　广义而言，父权制赋予男性比女性更多的特权、权力与优先权，这种结构并非新近现象，而是已经延续了数个世纪。然而，父权制并不仅仅由男性单方面施加，女性有时也成为其维系与再生产的参与者。当女性长期处于父权制所施加的压抑与控制环境中，她们往往会为了自身利益而学会“操作”父权制，采取与之谈判和交易的策略。Kandiyoti（1988）据此提出“父权制交易”（Patriarchal Bargain）概念，指出这种交易普遍存在于穆斯林中东及南亚和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并将这种形态称为“经典父权制”（Classic Patriarchy）。

　　在经典父权制中，女孩往往在很年轻时即被嫁出，婚后需居住在以公公为家长的大家庭中，并从属于家中所有男性，甚至还要服从年长女性的管束。为了在这一体制中生存，女性不得不与男性或父权结构进行讨价还价，换取有限的权力或资源。Kandiyoti（1988）以婆媳关系为例指出，那些曾经是新娘、处于家中最低地位的女性，最终会成为掌控家庭秩序的婆婆，继而在结构循环中承担起再生产性别规则的角色。女性对父权制的交易往往促使其主动或被动地内化父权意识形态，并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复制这一体系。尽管某些交易对个体女性短期内有利，却可能进一步加剧集体女性群体的不平等与压迫。

　　Nainar（2013）指出，父权制度在南亚地区仍以最粗粝的形式运作。大量研究揭示了南亚父权制在家庭暴力（Hadi, 2019；Hayes等, 2022）、重男轻女（Abraham, 2019；Shijith与Sekher, 2017）和嫁妆制度（Khanal与Sen, 2020）等方面的表现。Chaudhuri等（2014）强调，极端父权观念盛行的南亚家庭通常会对女性施加高度限制。在这些家庭中，男性被视为有责任约束配偶、女儿和母亲的行为，以维护家庭与社会的“荣誉”（Mandelbaum, 1988）。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家，女性必须通过遵守“好女人”的传统规范，来维护这种“荣誉”（D’Lima等, 2020）。Agha（2021）指出，许多女性会通过取悦家庭成员来维持现状，避免冲突，以免破坏自己在家庭中的形象。

　　Kapoor（2013）进一步指出，亚洲女性在与父权协商过程中，往往不仅是牺牲儿媳的利益，也会对女儿施加约束，表现出女性对女性的支配。在这一应对父权的过程中，那些童年时期曾遭遇歧视、婚后缺乏自主性、生活不稳定的女性，更有可能在代际中再生产性别不平等（Shijith与Sekher, 2017）。

　　关于少女数字行为的研究（如数字互动、游戏、隐私小火箭节点会失效吗、社交媒体使用和数字恋爱）主要集中在西方国家（Jenson与de Castell, 2010；Salter, 2016）。而有关全球南方的研究数量较少，且多聚焦于信息通信技术（ICTs）对生活、学习、就业、医疗和安全的积极作用（Biswas等, 2022；Gormera与Oreku, 2020；Mittal, 2016；Tenhunen, 2019）。

　　然而，许多西方研究范式在全球南方的语境中被直接套用，忽略了当地特有的社会文化现实、历史冲突与阶级结构。Srinivasan（2018）与Bhatia等（2021）因此呼吁应更多关注不同语境下的数字互动动力机制，因为这些机制深受地方历史与文化的影响。

　　全球南方的技术使用实践呈现出显著的共享性与协作性，这与西方强调“个人计算设备”的理念大相径庭。在集体主义文化国家中，设备共享是普遍现象（Ahmed等, 2015；Burrell, 2010；Sambasivan等, 2010），而西方范式则预设每个设备由单一用户使用（Bardini与Horvath, 1995；Lin, 1998；Thompson等, 1991）。

　　在对巴基斯坦女性的研究中，Ibtasam等（2019）发现，女性对技术的接触高度依赖家庭成员，男性往往扮演“技术守门人”的角色。Burrell（2010）也指出，在乌干达乡村，男性控制妻子手机使用的现象普遍存在，这种控制既出于“保护”动机，也源于宗教与社会对异性隔离的规范。在全球南方，“技术”在女性手中常被视为潜在威胁，需被监管与规训（Devadas, 2022；Doron, 2012）。

　　在印度，文化习俗与仪式进一步强化了家庭中的父权逻辑。只有18%的印度家庭由女性担任户主，大多数家庭仍由男性主导（印度卫生与家庭福利部，2021）。而家庭“户主”地位象征着资源的支配权（Blumberg, 1988），也决定了技术设备的使用权。Potnis（2016）指出，印度文化中的权力距离大、性别角色固化、女性不愿冒险等因素，导致女性即便是购买低价手机也充满困难。

　　Arora（2019b）发现，印度乡村的女孩远不如男孩频繁使用手机，许多时候是因为手机被兄弟“垄断”，而她们自己又担心进网吧（被视为男性空间）会有损家族名誉。即便拥有了手机，女孩的使用自由与自主权仍受到监控和限制。但也有研究发现，女性在一定的社会结构限制下会采取微观的协商策略，从而在有限空间中发挥能动性（Bhatia与Pathak-Shelat, 2019）。

　　尽管女性对手机的接触有所增加，但传统性别角色依然根深蒂固，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女性在社会、经济与政治上的地位普遍低于男性（Wyche与Olson, 2018）。整体而言，尽管全球南方的女性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共享”手机使用机会，但她们并不具备真正的自主权，仍面临父权控制，必须遵守性别规范以维护家庭荣誉。现有研究多关注由男性或家庭施加的父权规训，而本研究则尝试关注女性对其他女性在手机使用上的规训，尤其是母亲对女儿的规训过程。

　　为实现上述研究目标，我们于2023年5月至7月在印度西北部的旁遮普邦乡村地区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对象为拥有青春期女儿的中下阶层家庭。研究采用质性方法，旨在理解和分析女性在日常数字互动中的实践行为。因此，我们通过作者的社会关系网络，以便利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的方式，采访了10对母女。

　　所有参与的母亲均为家庭主妇，其女儿均为在校学生，年龄在12至18岁之间，母亲年龄则介于35至45岁。由于大多数母女对自己的确切年龄并不清楚，仅提供了大致估计。我们观察到，母亲们在谈及年龄时显得较为不自在。例如，当某位女儿在访谈中提到自己17岁时，她的母亲立即打断，声称女儿只有15岁。似乎母亲们不愿意让他人觉得女儿“太大了”。受访的女儿多为8至12年级的学生，其年龄基本处于12至18岁之间。

　　在访谈前，我们向参与者说明了研究目的和研究者的身份背景，并获得了他们的知情同意。他们被告知参与完全出于自愿。然而，最初许多参与者对研究目的感到困惑，担心自己的照片是否会被刊登在报纸或电视上。研究团队随后解释，这些访谈仅用于学术研究，且可能发布的材料将为匿名摘录。每次访谈时长为45至60分钟，母亲的访谈通常比女儿更长，因为女儿们倾向于较少表达。所有参与者均未获得任何形式的报酬。由于参与者来自旁遮普地区，他们更习惯使用旁遮普语，同时也能听懂印地语。因此，访谈采用印地语与旁遮普语的混合形式进行，第一作者虽不擅长说旁遮普语，但能理解。

　　我们原计划分别对母亲与女儿进行一对一访谈，但很快意识到这在乡村环境中面临挑战。村里的女性并不习惯单独接受陌生人（即便是女性）访谈。母亲在接受访谈时通常会被嫂子、女儿或邻居陪同，而女儿则常被母亲、兄弟或姑妈等陪同。访谈开始不久，家中的其他成员往往会围上前来观看，有时甚至主动插话，代替被访者回答问题。在多数情况下，当我们与女儿交谈时，母亲往往会代替回答，说：“不，我女儿从不单独用手机，她只在我面前用。”在她们看来，女儿的“乖巧”表现为对手机的使用非常节制，而对儿子的手机使用却几乎没有干涉。有几位母亲甚至主动提起自己儿子的手机使用情况，其中一位母亲还特地把儿子叫来，要求他向我们展示自己在Instagram上的内容。也有兄弟主动插话，坚称自己从不干涉易友使用手机，也不会加以限制。

　　在极少数只有我们与女儿单独相处的情境中（三位女儿参与者），我们观察到她们更愿意表达自己在手机使用中的经验与细节。但当易友（尤其是母亲）在场时，女儿们通常表示：“我不怎么用手机。”她们在回答与家庭中手机使用相关的问题时，总是不时看向母亲的眼神，似乎有些信息不便透露。在母亲在场的情况下，女儿们的回答通常十分简短，更多地通过点头、微笑或羞涩来表示赞同母亲的说法。为获取更丰富的信息，我们在访谈中往往需要反复变换提问方式。

　　有三位女儿参与者表达了强烈的交流兴趣，我们随后在村里的集市上与她们再次见面。在这一较为自由的环境中，她们表现得更加友好与开放。

　　我们采用了主题分析与叙事分析法（Braun & Clarke, 2006），以理解并解码印度农村母亲如何在其女儿的数字实践中扮演“守门人”角色。每轮访谈结束后，我们整理、翻译并转录了田野笔记。由于研究团队熟悉本地语言，无需聘请翻译。我们在数据收集过程中不断对笔记中的共性与差异进行比较和讨论，并识别出若干主要主题，通过引用参与者的直接言述来加以呈现和分析。

　　在本研究中，所有受访的母亲与女儿均不拥有属于自己的手机，尽管她们都在使用手机。这些被使用的设备被称作“家用手机”（home phones），即全家成员共用，尽管家中部分成员已有自己的手机，但这些成员通常为男性（如父亲、兄长）。在十对母女中，有七对使用智能手机作为家用设备，三对使用功能型手机，且通常也会在晚上使用男性家庭成员的智能手机。

　　当问及为何没有个人手机时，几乎所有人都表示“没有必要”，因为“家用手机”已能满足日常需求。进一步追问时，参与者普遍表示，母女很少离开家，因此无手机需求。外出的事务通常由男性负责，即便女性需要外出，也通常会结伴而行，不认为需要手机。有女儿参与者这样说：

　　“我们哥哥常常要去附近村庄或城市给家里买东西，而我们从不需要独自出门。如果跟妈妈或亲戚一起出门，也不需要手机保持联系。”

　　另一原因涉及村庄中的社会文化规范——几乎所有母亲都一致认为，女儿应在学业完成后才可拥有手机。她们普遍认为，只有完成学业后，女儿才具备“负责任”地使用手机的能力。一位母亲分享道：

　　“这么小的年纪，女孩分不清该看什么、不该看什么。我们又不懂手机，不能监督她们使用，还不如等她们长大些再给手机。”

　　与母女几乎零拥有率相对照，家中的儿子和丈夫通常都拥有自己的手机。即便儿子和女儿一样还在上学，没有收入，也大多配有手机。而在个别仍使用“家用手机”的情况下，儿子则完全主导对女性成员的使用规则。一位母亲坦言：

　　“我儿子会抢我女儿的手机。他们经常为抢手机打架，甚至还打她。我虽然骂儿子，但他根本不听话。我女儿反倒从来不反抗。”

　　研究发现，几乎所有母女参与者都共同使用“家用手机”，并且大多数情况下是“母女共用”，而非女儿独立使用。例如一位母亲说：

　　“我和女儿常常一起坐着看亲戚们发的WhatsApp动态，也会一起看搞笑视频。她从来不说要自己一个人玩手机。我的女儿非常乖。”

　　“我规定孩子们（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必须做完作业后才能用手机。一般是儿子出去玩后，我女儿才用手机。她坐在我旁边看YouTube，有时看见搞笑的东西会给我看，我们就一起笑。”

　　女儿接到电话时，即便是女校同学，也会先征得母亲同意，甚至会让母亲也参与通话，因为对方的母亲可能也在听。相比之下，儿子使用手机时无需报告母亲，母亲也从不关心他们在与谁通话——默认儿子“在谈正事”，不会“乱来”。

　　大多数母亲明确表示限制女儿手机使用，是为了维护家庭的“荣誉”，并遵守社区规范。尽管其中两位母亲也承认这些规范可能并不完全合理，但她们仍选择服从。一位母亲指出：

　　“村里人看到一个女孩边走边打电话，马上会议论她的品行。她可能只是在和妈妈、老师或朋友通话，但别人只会说她一定是在和男孩子说话。”

　　“女孩不要往Facebook上传照片。村里人看到哪个村的女孩发了照片，就会讽刺地跟她父母说：‘你女儿现在可真时髦啊。’”

　　“我们知道像男孩那样发照片也没什么，但社会不这么看。我们丈夫在社会上有名声，做母亲的就要维护家族体面。”

　　“即使将来我有自己的手机，我也绝不会带出家门。要是带出门，会毁了家里的声誉，邻居还可能跟我爸妈告状。”

　　“使用手机会沾染坏人”这一观念也普遍存在。母亲担心女儿因手机而谈恋爱、离家出走、败坏家风。一位母亲提到：

　　“我不喜欢我小女儿老玩手机，不准她带出门。因为我大女儿曾经谈恋爱结婚，违反了社会规定，搞得我们家脸都丢尽了。现在谁看到我小女儿玩手机都会怀疑她。我怕她再犯同样的错，到时肯定是我这个妈挨骂。”

　　母亲被视为监管女儿行为的主要责任人。一旦丈夫认为女儿手机使用“不当”或“太多”，首先责怪的就是母亲。因此，许多母亲宁愿不给女儿手机。一位母亲说：

　　“我要是跟丈夫说孩子老玩手机，他反倒质问我：‘你在家怎么不管？我白天上班，孩子当然你来管。’”

　　“我丈夫看到孩子老玩我手机，就先骂我，再骂孩子。他对学习特别上心。后来我就把手机给了我小叔子，自己换了个最基本的功能机，现在轻松多了。”

　　“我宁可等她学业结束再给她手机，因为万一出事，丈夫和婆家都会怪我没教好她。但她要是考得好，就没人提我。”

　　多数女儿是“被动用户”，仅浏览内容、接听电话，在社交媒体上没有自己的账户，且表示并不想拥有。她们多借用父亲或兄长的账户。一位女儿说：

　　“我不想开自己的Instagram账号。我不会发照片、视频。就算以后会发，我也不会发，因为我爸会骂我。”

　　女儿被允许“浏览”但不被允许“参与”。她们可以看Instagram，但不能建账号，因此借用他人账号。一位女儿说：

　　“我和哥哥一起用爸爸的账号，是征得爸爸同意的。哥哥会发照片，我不会。我只是看看视频，不聊天，也不加朋友。我朋友们也没账号，都是用哥哥或爸爸的。”

　　有一位女儿虽然有自己的匿名账号，但不发布任何内容，易友知情但严格限制她使用。她喜欢制作Reels，但只能保存，不敢发布：

　　“我爸说会被坏人利用，说话、勾引什么的。我就把账号设成私密，只加女同学，不加亲戚。我做的Reels都存在草稿里。”

　　尽管多数女孩被限制发帖，但仍有三位参与者设有隐藏账号，使用匿名用户名与模糊头像（如只露眼睛或半张脸）。她们的好友圈十分谨慎，仅限熟人（包括少量异性朋友），并每周发布2–3条Reels。

　　“我们几个朋友有自己的账号，我就爱发Reels让她们知道我最近在干什么。我妈不懂Instagram，我就没告诉她，也不加亲戚，不然他们肯定添油加醋地跟爸妈告状。”

　　“我妈和奶奶看到我玩手机就骂我，说我会变坏。我现在会边拿手机边拿一本作业本装样子，说自己是在查资料。”

　　本文揭示，在印度农村家庭中，母亲而非父亲或其他男性，实际上是女儿手机使用的主要“守门人”，她们不仅深度介入、监管女儿的数字行为，还成为父权规范的实际维护者，并在不自觉中强化了性别数字鸿沟。

　　母亲通过日常管理和限制女儿的手机使用，维持了既有的性别规范。女儿只能在母亲的“注视”下使用手机，其使用时间和空间均受到严格限定，这一发现与Barboni等（2018）、Bhallamudi（2022）、Gurumurthy与Chami（2018）以及Scott等（2021）等研究相吻合。传统父权体系中“家内从属”“女性服从”“家族体面”的价值观，往往由母亲亲自灌输给女儿，并通过手机使用的管控得以具体化。即便父亲计划为女儿购买手机，也往往需要征求母亲的意见。由于母亲普遍被视为女儿“品德与行为”的唯一责任人，她们在手机使用监管上显得格外警惕，因此往往在无意识中成为父权实践的日常执行者。

　　这些条件可视为一种“父权交易”（Kandiyoti，1988）——母亲在父权体系下，为了有限度地接纳数字技术而与其“博弈”，但仍维护其基本规则。这种交易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父权体制将抚养子女、教育道德、守护名誉等责任全然推给母亲（Mitra，2020）。这一现象在印度其他地区亦有体现，相关研究（Scott等, 2021；Doron, 2012；Bhallamudi, 2022；Rekha等, 2024）发现，女性对手机的实际使用常被限制于“家庭成员沟通”“依赖男性”“数字技能不足”等层面。因此，这种父权交易是在“不打破规则、不打乱秩序”的前提下维持性别等级和家庭稳定的折中机制（Masika与Bailur，2015）。

　　母亲深知，如果不对女儿的手机使用加以管控，不仅手机可能被收回，连“家庭声誉”也可能受损。因此，她们选择在控制中开放，在压制中允许。

　　与此同时，女儿从小被母亲灌输一种观念：“女孩是负担，必须顺从、听话，才是好女儿。”（Kapoor, 2013；Nisha, 2023；Sharma, 2014）。父权制规范的代际传递，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中成为一种内化机制。即使这种控制限制了女儿的技能发展与社会参与，女儿们依然尊重母亲的监督与决定。她们认为分享自拍、照片、视频并非“好女孩”应有之举。这种对“女性本分”的认知通过母亲代代相传，女儿以母亲为榜样，自我规训、模仿，并逐渐准备好成为“合格的女儿”和“未来的贤妻”（Nisha, 2023）。母亲已完全适应了服从与克制的父权秩序，并将这一秩序贯彻于女儿生活的方方面面，视“限制手机使用”为保护名誉的必要方式。

　　然而，正如Kandiyoti（1988）所指出的，这种交易虽然在短期内维持了表面秩序，但从长远来看，却可能对女性造成伤害——她们远离数字技能与技术发展，失去了参与现代生活与就业的可能。尽管本研究中只有极少数女儿试图通过“隐藏账户”等策略绕开这些规范，但这并不足以撼动坚固的父权框架，尤其当母亲成为其中“平等的执行者”时。不过，正如Masika与Bailur（2015）所强调，数字技术所带来的微小实践变革，也具有赋权的潜力，是未来可能松动父权结构的重要起点。

　　母亲对父权规范的强化作用，不仅导致性别数字鸿沟的加剧，还可能在长期内阻碍女童的教育、技能与自信的成长（Rekha等, 2024；Scott等, 2021）。

　　因此，母亲作为父权秩序“内部代理人”的角色，虽长期被忽视，实则可能是全球南方性别数字鸿沟形成的关键机制之一。本文通过经验研究，丰富了对全球南方性别数字鸿沟社会根源的理解，也为该领域的研究增添了“女性内部控制”这一重要维度。

　　对于全球南方致力于提升女性数字技术可及性与拥有率的政策制定者而言，应充分意识到：数字技术与女性赋权之间并非自动建立正向关系，中间存在一整套由父权结构维系的社会规范（Masika与Bailur, 2015；Rekha等, 2024）。研究不应只关注“男性对女性的限制”，还需深入分析女性对女性的约束。

　　未来的民族志研究可进一步挖掘：在全球南方，女性（尤其是年轻女孩）如何回应母亲作为父权代理人的控制？她们在接入与拥有手机之后，是否能发展出独立的能动性实践？这些都是亟待深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