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3年3月5日开始，上海黄浦江、松江段水域出现大量漂浮死猪的情况；因担心污染饮用水，打捞工作随即启动，到2013年3月10日，上海市农委及松江区相关部门通报：已打捞的死猪数量超过了13000头，且这些死猪基本来源于上海的上游地区。

　　接下来，在上海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部门发布的消息，称经过该部门对松江水域收集的部分生猪耳标进行信息核查，初步确定这些死猪主要来自邻近的浙江省嘉兴地区。

　　当时，嘉兴市养猪第一大村是新丰镇竹林村，全村有1470户村民、其中养猪户就有906户；在这次死猪事件中，该村被指是死猪来源地，因而受到外界关注。

　　尽管事发后该村村民已经说话谨慎，一度拒绝媒体采访。但一些基本的事实还是显而易见的：这里养猪户很多，村里环境很差，河里有死猪，大马路上和马路两边也有死猪，垃圾箱里堆满死猪，猪粪满地都是，臭得不得了。

　　13日，官方又报导称，湖北宜昌长江支流又发现死猪。人们无奈地说：这是“猪八戒”闹完黄浦江，又闹长江去了。记者调查时一度怀疑，一个村能有这么多的死猪吗？

　　但接下来的调查让他相信，竹林村一月死一万多头这个可能是有的，因为据知情者说竹林村养的猪多得不得了。有村民说：每家每户每天都有死猪，有生病死的，有打针打死的，肯定要多……

　　之后，从该村的负责治污官员王贤军得到了准确的数据：“去冬今春，死猪现象特别严重。1月份10078头，2月份8325头，这几天平均每天300多头。”

　　死猪的数量这么大，是不是因为出现了疫情呢？上海市农委3月11日披露，上海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从死猪内脏样品中，检测出猪圆环病毒，该病毒为已知最小的动物病毒之一，对各个年龄段的猪均有较强的宜感性。

　　但是，据专业从事养猪业污染无害化处理的人士介绍，即便不是猪圆环病毒，猪的死亡也在所难免，通常母猪死亡率每年达到2%~3%，中猪死亡率达到7%~8%，而乳猪死亡率更高，达到10%。按照这个比率计算，年出栏450万头猪的嘉兴市，每年死几万头猪是正常的。

　　根据另外一篇报道，给出的数据是2012年全市养猪734万头，养猪户13万个。相关人士称：去冬今春，冷暖变换快，的确容易导致猪的非正常死亡。在这次死猪事件中，死的猪也绝大部分是仔猪（乳猪）。

　　嘉兴市处理死猪的措施只有一种，即死猪无害化处理池。池内投入化学药剂，病死猪投进去后，在里面慢慢腐败变质，工作人员隔段时间来抽取一下池中液体，此外无须特别照看，“这些池子，相当于病死猪的坟墓。”

　　嘉兴市自2009年开始推行死猪无害化处理池，当时共有690余处。每到春暖花开、死猪数量升高时，这些处理池就处理不了那么多死猪。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情。

　　于是，又一个问题出现了：处理死猪能力不足的的问题，并不是今年刚出现的，往年也处理不了这么多的死猪，为什么今年才出现大量死猪被抛尸河中，往年处理不了的死猪去哪里了？

　　事情可以从2012年11月8日，浙江省嘉兴市中级法院依法对17人制售死猪肉案作出的一审宣决来找出眉目。

　　2008年开始，凤桥镇三星村村民董国权、陈雪忠、姚建平合伙设立非法屠宰场，地点就在董国权家中。随后，董国权等三人纠集多人为非法屠宰场收购死猪，并加工、销售死猪肉。

　　据查，流入非法屠宰加工厂的死猪，很多来自于南湖区凤桥镇、新丰镇等地养猪户。“当年他们上门收死猪，很便宜，小猪一头几十块，大的也能卖百来块。”嘉兴凤桥镇三星村一位养猪户告诉记者，死猪平均的价格是1元/斤。

　　在这次审判中，嘉兴中院对董国权等3人判处无期徒刑，另有14人分获不同刑期刑罚，在当地引起轰动，“自从他们被抓后，就再也没有人敢光明正大来收死猪了。”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死猪一天比一天多。”竹林村村民陈老海告诉记者，“无害化处理池装满了，有人就把死猪放在池子旁边；池子旁边堆不下，有人就把死猪运到远处，抛到河里，任其顺流漂走。”

　　事情至此似乎已经清楚了。但是，嘉兴觉得这次死猪事件全部由自己承担责任shadowrocket最新版ipa文件，多少有些冤枉；因为从嘉兴的水路到黄浦江根本不畅。于是，散落在江浙沪三省交界地的外来养猪户，又成为嫌疑对象；因为这些以泔水来喂养仔猪的饲养点，一到冬天仔猪就会因为腹泻而出现大面积死亡。

　　2013年3月底，经过沪浙两地协作，上海市水域（除省界水域外）基本完成漂浮死猪的清理打捞工作，对打捞上来的死猪全部做了焚化等无害化处理。

　　上海市环保、水务部门对相关区域原水水质和出厂水严加检测，相关水厂加测6种病毒和5种细菌，结果均为阴性，证明相关区域水质稳定，出厂水符合国家卫生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