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珩（1915.02.26-2011.07.21），是我国著名应用光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2025年2月26日，是王大珩院士诞辰110周年，我们摘编由科普作家王文华撰写的这篇《王大珩/用“光”改变中国》，以此纪念这位为中国光学事业和科技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伟大科学家。

　　王大珩，籍贯江苏苏州，生于日本东京。他是应用光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36年，王大珩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1938年，他赴英留学，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技术光学专业，获硕士学位。1942年他受聘为英国伯明翰昌斯公司助理研究员。1948 年，王大珩毅然回到祖国，历任大连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仪器馆馆长、长春光机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院长、国防科委十五院副院长（兼）、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国防军工科学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光学学会理事长等职务。他还创建了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为我国培养了大批光学技术人才。

　　不仅如此，王大珩联名提出发展高技术建议“863”计划、联名倡议促成激光核聚变重大装备建设、联名倡议促成中国工程院建立。他先后荣获198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1995年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999年获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等荣誉，被誉为“中国光学之父”。

　　王大珩出生于日本东京，他的父亲王应伟是我国早期的地球物理和气象学家，对王大珩的人生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1915年8月，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王应伟愤然抱着还在襁褓中的王大珩回国，并给他取了“膺东”的小名，寓意满腔义愤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秉持着科学救国的理念，父亲从小就注重培养王大珩对科学的兴趣。

　　少年时代的王大珩就常跟父亲去观察天文和气象，对使用科学仪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尤其是作为人类视觉器官延伸的光学仪器，更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父亲感慨当时中国无法制造精密仪器的话语，也深深烙印在他幼小的心灵里。

　　1932年，17岁的王大珩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得以见到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等令他敬仰已久的科学大师。1936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王大珩在老师的带领下，和同学们一起南下进行修学旅行。

　　就在王大珩沉浸于中子微观世界，全力以赴攀登物理学高峰的时候，日本侵略者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校园里的郎朗书声被日军的枪炮声打破，正常的教学秩序受到侵扰，爱国主义的洪流在他心中涌动。

　　国难当头，民族危在旦夕，王大珩积极投身抗战，加入政府兵工署工作的队伍。在敌人的炮火中从南京退到长沙，在那段时间里他第一次听到了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更加坚定了他学以报国的志向。

　　1938年，王大珩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英“庚款”留英公费生，带着对祖国的牵挂远赴异国他乡，前往伦敦大学帝国学院物理系攻读技术光学研究生。1940年，他获得理学硕士学位，次年进入英国雪菲尔德大学玻璃制造技术系，在世界著名玻璃学家特纳教授指导下专攻光学玻璃。如果继续深造，他本可以获取博士学位。然而，1942年，为了学习制造光学玻璃的最先进技术，他毅然放弃了在读的博士学位，应聘到昌司玻璃公司，做了长达5年的实验物理师。这段经历为他日后在光学事业上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8年4月，王大珩辞去昌司玻璃公司职务，放弃英国优越的条件，义无反顾地踏上归国的旅程。他曾说，“我要为我的祖国、我的民族做一些事情。”

　　在新中国的科技发展历程中，“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863 计划”的顺利实施、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的科学制定等重大事件，都决定了今日中国的国际地位。而在这些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件背后，都有一位以科技强国为己任的老科学家——中国光学事业的奠基人王大珩的身影。

　　提到光学和国防科技的关系，王大珩形容光学是“打边鼓”的。简而言之，便是“在试验以前和试验以后，做记录这方面的工作，并使它能够看见”。虽然光学在 “两弹一星” 工程中看似是配角，但作为探测、测量、观察、记录、通讯等重要手段，其发挥的作用无可替代。自20世纪60年代起，王大珩带领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迎难而上，将光学事业和国防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密切的参与到“两弹一星”等各种重大国防工程的科研攻关中，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中，王大珩带领科研人员，在既无经验借鉴，又无参照物参考的艰难情况下，圆满完成了研制任务并节省了研制时间。由他主持改装的测量核爆火球尺寸的高速摄影机，成功记录下首次原子弹爆炸的珍贵影像，为我国核事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支持。

　　1965年，在王大珩的带领下，中国自主研制成功了第一台大型电影经纬仪——“150-1型光学电影经纬仪”。时至今日，在我国“神舟”系列飞船的发射中，王大珩当年带领大家研制的光学电影经纬仪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同年，王大珩参与到了人造地球卫星总体方案的制订工作中。对于卫星采用的跟踪系统的具体技术路线，他提出了有见地的看法，并被成功采纳。紧接着，他又主持了空间侦察相机的研制任务，研究小组成功研制出我国首台航天相机。

　　随着我国空间事业的不断发展，对光学设备的要求日益提高。比如返回式卫星装备的对地观测相机，需要高分辨率光学系统，既要能经得住自动拍摄时的震颤，又要长期保持正常工作，这个重担又落在了王大珩和同事们肩上。经过不懈努力，他们终于攻克了难关。当卫星返回时，相机带回了拍摄的资料，成功看到了清晰的地面图像。

　　1980年5月，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取得圆满成功。“远望号”航天测量船出色完成了火箭再入段的跟踪测量任务。而他们使用的先进“武器”之一，就是王大珩率领的长春光机所研制的大型光学设备。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王大珩和他的同事们勇挑重担，承担起船用电影经纬仪和船体变形测量系统的研制任务。当时没有任何资料可供参考，一切都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创造力。

　　在开展国防光学任务的过程中，王大珩认为，研究所应该走“一竿子”的模式。这意味着研究所不仅要负责研究设计工作，还要承担精密机械与仪器的制造和生产任务。“实践证明，这样做使科研与实际结合，既争取了时间，又保证了质量，可以取得又好又快的效果，还锻炼了一支科研与工程技术结合的人才队伍。”王大珩的这一思想，对中国科学院在内的国内许多工程技术型研究所的办所方针起到了指导作用，也为培养具备较高科学素养的光学领域“大工匠”创造了有利条件。

　　王大珩不仅是光学家，更是难得的战略科学家。在光学专业领域之外，他承担了诸多社会责任，对我国科技进步、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建设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注到美国“战略防御倡议”在世界各国引发的反应和应对策略后，1986年3月3日，王大珩、陈芳允、杨嘉墀、王淦昌四位科学家联名给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写了一封信——《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不久后，国务院组织专家进行了一系列调查论证，并制定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这便是举世瞩目的“863”计划。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王大珩就极具前瞻性地考虑工程技术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1992年4月，王大珩与张光斗、师昌绪、张维、侯祥麟、罗沛霖六人联合署名，向中央提出《早日建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的建议》。1994年6月，中国工程院成立，王大珩被选聘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并当选为第一届主席团成员，在工程院的发展中继续倾注心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始终心系航天事业，满怀爱国热忱，将振兴航空工业视为自己的使命，认为在大飞机的发展上不能 “受制于人”。他竭尽全力，推动 “大飞机” 项目在中国立项。2017年5月5日，我国新一代大型客机C919昂首冲入上海浦东机场上空厚厚的云层，我国首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商用干线飞机圆满完成空中首秀，王大珩心愿得偿。

　　“光阴流逝，岁月峥嵘七十。多少事，有志愿参驰，为祖国振兴。光学老又新，前程端似锦。搞这般专业很称心！”这是王大珩70岁生日时自己作的一首诗，也是他为光学事业奉献一生的真实写照。

　　鉴于王大珩在科学上的重大成就与突出贡献，2010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17693号的小行星命名为“王大珩星”。这颗星秉承着王大珩所倡导的“实事求是、审时度势、传承创新、寻优勇进”的科学精神，将永远熠熠生辉。

　　王大珩是我国光学界公认的学术奠基人、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他亲自领导并参与了中国第一埚光学玻璃、大倍率望远镜、光谱仪、中子谱仪、激光器等的研制工作；承担大型精密靶场光测设备的研制任务，担任总工程师，提供总体方案并解决关键技术难题；指导研制成功一系列光测设备及光学装备，积极倡导建立研究—发展—小批量生产体制用小火箭会使用流量吗知乎，使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成为应用光学与光学工程的研发基地。

　　他开拓并推动了中国光学研究及光学仪器制造，尤其是国防光学工程事业的发展。在他的带领下，我国研制出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和首台航天相机，他还主持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大型光测设备。此外，在雷射技术、遥感技术、计量科学、色度标准等领域，他同样作出了不可忽视的重要贡献。

　　今天是王大珩院士诞辰110周年，谨以此文纪念这位为中国光学事业和科技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伟大科学家。

　　《科技导报》创刊于1980年，中国科协学术会刊，主要刊登科学前沿和技术热点领域突破性的成果报道、权威性的科学评论、引领性的高端综述，发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完善科技管理、优化科研环境、培育科学文化、促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决策咨询建议。常设栏目有院士卷首语、智库观点、科技评论、热点专题、综述、论文、学术聚焦、科学人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