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月前，马斯克在采访特朗普时多次提到，希望能设立一个效率委员会，没人知道政府效率部会线个月前，马斯克刚被任命为政府效率部负责人时，大家只觉得疯狂，但并不清楚他会怎么做，以及他能做到什么地步。但过去一周，美国面临政府停摆风险的时刻，政治家们见证了马斯克对削减支出的执着，以及他对美国政治愈发明显的影响力。

　　一切起始于一份为美国联邦政府提供资金来维持运作的决议（Contiuning Resolution）。

　　原有资金只能维持到12月20日。12月17日——政府关门前三天，美国众议院发布了两党协商许久后拟定的短期支出法案，确保联邦机构在明年3月中旬前有资金持续运作，否则部分非应急联邦机构将暂停运作。法案还包括1000亿美元救灾资金，100亿美元农业援助，和数十项不相关的政策。

　　12月18日美东时间凌晨4:15，马斯克发布关于支出法案的第一条帖子：“这项法案不应该通过。”

　　接下来一整天，他发了超过150条帖子，最频繁的时候每分钟都有一条：重复声明法案不该通过，称该法案是“犯罪”“糟糕”“疯狂的”；赞扬公开表示反对法案的议员，呼吁选民给议员打电话——一些议员说，他们的电话一整天都响个不停，都是看到马斯克帖子的人打来的。他说，关闭政府会比通过法案更好，还声称要因此介入2026年共和党中期选举，“任何投票支持这项离谱支出法案的众议院或参议院成员都应该在两年内被投票淘汰！”

　　接下来的两天，众议院经历了起草-投票未通过-再次起草，直到12月20日晚上，众议院才最终通过了临时支出法案——距离美国政府关门的最后期限仅剩几个小时。

　　这场政府停摆危机，也让民主党议员升级对马斯克的抨击，称他成为了“美国政府的第四个分支”“站在特朗普身后的影子总统”。共和党议员则说，马斯克才应该成为众议院院长。但大家都有一个共识，这只是马斯克领导提升政府效率的开始。

　　11月12日，特朗普正式任命马斯克，以及生物科技公司创始人兼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维韦克·拉马斯瓦米 (Vivek Ramaswamy)一起领导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简称DOGE，与狗狗币同名）。在他们的规划里，DOGE会与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合作，解散政府官僚机构、削减多余的法规、削减浪费性支出，重组联邦机构，期限是2026年7月4日之前——《独立宣言》发表250周年之际，“一个规模更小、效率更高、官僚主义更少的政府是送给美国的最好生日礼物”。

　　理论上讲，马斯克的确是负责效率的合适人选。从特斯拉到SpaceX，再到推特（X），他一直对削减成本十分痴狂，尽管有时会造成混乱、甚至是公司的短暂崩溃，但他的开支削减计划也可以把一家公司从破产边缘拉回来。“我很擅长提高效率”，他说。

　　截至目前，我们仍不知道马斯克具体要如何省钱，DOGE还会招募哪些人，以什么方式运作。一切要等到1月20日特朗普正式上台后，才会被一步步揭晓。但这注定会是一场疯狂的实验：一个把拯救人类、移民火星作为人生目标和使命的人，一个挖掘细枝末节和尽可能深入地削减成本的偏执狂，究竟会如何改造一个政府？我们整理了政府效率部目前已知的计划、以及这位世界首富的成本削减历史，试图为一个月后开启的实验，寻找线索。

　　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是目前对于DOGE愿景最详细的阐述。他们写道，这份计划包含3个核心任务：削减监管、大幅裁员、减少预算开支。

　　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认为，美国目前大多数法律法令并非是国会授权的法律，而是由联邦机构所颁布的行政命令。他们将与“政府机构中的法律专家合作”，找出被他们认为是联邦机构超越其法定权限而制定、过度监管的法规——DOGE也在X发帖，让公众评选“真正糟糕”的法规条款以及会造成的不利后果。

　　接下来，DOGE会向特朗普提交一份法规清单，由特朗普通过总统的行政权力，暂停相关法规的执行，并启动审查和撤销程序。

　　DOGE所依靠的是美国最高法院的2项裁决——西弗吉尼亚州诉环境保护局案和Loper Bright诉Raimondo案。前者的判决认为，在重大经济和政治问题上，联邦机构必须获得国会的明确授权才能制定法规。后者则推翻了所谓的“雪佛龙原则”，法院不再需要听从联邦机构对法律做出的解释。

　　除了法规，DOGE还把矛头指向了特定的监管机构，包括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国税局、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

　　他会在X上发布对监管机构的攻击，呼吁撤销监管机构或是削减它们的预算规模。比如在美国国税局表示希望增加200亿美元预算后，他发布了一个投票，询问大家是否应该允许这项预算，超过21万人次的投票，60%的人选择了否。

　　当联邦法规大幅削减后，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认为，联邦官僚机构大规模裁员更为合理——不再需要那么多员工来执行更少的法规。他们计划和各机构的任命人员合作，确定联邦系统履行宪法允许和国会法定授权职能所需的“最低雇员人数”。

　　对于被裁员工，DOGE会帮他们过渡到私营部门，提供“提前退休的激励措施”和自愿遣散费，以便“体面退出”。

　　DOGE还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促进联邦职员的主动离职，包括取消疫情期间施行的远程办公“特权”，实行一周五天到岗上班；将联邦机构的总部迁出华盛顿——这个方法特朗普在第一任期也使用过，他将农业部经济研究服务部门从华盛顿迁至堪萨斯城，由于许多工作人员不愿意搬到半个国家以外的地方自搭小火箭节点，此举导致该部门规模缩小。

　　此前，马斯克承诺将6.75万亿美元的联邦预算削减至少30%，即2万亿美元。在这份详细的声明中，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称，会从减少由国会出资、但开支授权已经失效的5160亿美元联邦支出开始。

　　据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数据显示，过期授权许可的最大支出是910万位退伍军人的医疗保健费用，2024财年，耗资约1191亿美元，耗资排名前十的项目还包含药物开发与阿片类药物成瘾治疗项目、国务院开销、各州和地方学校和学区资助、住房援助、医疗保健和学生贷款计划、对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资助等。

　　此外，DOGE在X的官方账号还会经常发布被认为是“荒谬使用联邦资金”的例子：170万美元用于制作“已故喜剧演员的全息影像”；250万美元用于超级碗人口普查广告；450万美元向酗酒的老鼠喷洒山猫尿液——并不是所有看起来荒谬的项目都没有用，比如最后一项属于一个更大规模研究，旨在研究酗酒与创伤后应激障碍之间的关系。

　　马斯克并不是第一个提出要提升政府效率、削减开支的人，美国政治家、公共政策专家以及商人曾提出过无数计划。

　　第40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在1982年成立了一个格雷斯委员会，由化学公司首席执行官J. Peter Grace领导，这个150人的委员会，在两年任期内向白宫和国会提交了2500多条削减成本的建议，但大多数建议从未实施。2010年，奥巴马任命民主党的鲍尔斯和共和党的辛普森来领导国家财政责任及改革委员会，计划通过减少医保和医疗补助支出，以及减少部分福利和提高退休年龄来削减4万亿美元，但国会也没有批准。

　　这一次或许会和以往有所不同——没有人像马斯克一样富有，与总统关系如此密切，还把自己的一举一动实时发布在社交媒体上，既征集公众意见，也直接招募DOGE志愿者。

　　马斯克和拉玛斯瓦米强调的在国会授权过期的款项上，所有项目也只有5160亿美元，不到总预算8%。还有预算专家表示，国会拨款授权往往只是形式上的活动，因为国会发现，在未经正式重新授权的情况下批准拨款是提高运作效率的一种方式。

　　裁员也不会显著改变预算缺口。中右翼智库曼哈顿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布莱恩·里德尔援引白宫统计数据称，联邦政府每年为联邦雇员（不包括军人）支付约3050亿美元工资和福利，约占6万亿美元联邦预算的4%。如果DOGE裁掉25%的联邦雇员，联邦支出也只减少约1%，而由于政府将不得不求助于外部承包商来完成原本由被裁员工承担的职能，实际节省的比例可能会更低。

　　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美国政府四成的预算用在了强制支出上的医疗保险、医疗补助，以及为退休人员提供社会保障福利。

　　特朗普在参选时承诺永远不会削减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福利。至于医疗补助计划，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2024财年56%的医疗补助福利用于老年人、盲人和残疾人，许多养老院的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该计划，因此削减的难度很高。

　　除了强制性支出类别外，美国还必须支付巨额债务的利息，去年净利息支出约为9500亿美元，同样无法削减。

　　而在国会每年都会投票决定的可自由支配支出方面，占比13%的支出是用于国防领域的预算，包括维护设备和基地、购买从航空母舰到食堂餐食等各种物品，以及支付近140万名军人的工资。这笔支出也涉及马斯克的SpaceX——它与空军签订了发射卫星的合同。特朗普在第一届任期的军事预算大幅增加，大幅削减该领域的开支也很难。

　　尽管剩下的非国防自由支配支出可供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削减，但任何一项削减联邦政府或是裁员的决定，还可能面临国会的阻力、维权团体的诉讼以及联邦法规规定的拖延，而国会议员并不愿意削减他们认为对选民有帮助的项目。

　　马斯克也不是唯一的决策者，而必须在立法者、行政部门工作人员以及他的联合领导人和特朗普本人之间达成共识。

　　这些行政、法律程序曾让过去许多削减计划都失败过。一个例子是国会曾经资助过100万美元的国家绵羊产业改进中心。该中心资助举办各种比赛，奖励擅长剪羊毛的人，为从事绵羊产业的人提供旅行资金，而即使是这么小、看起来不会有任何阻力的一个项目，也没有成功削减。

　　因此，摆在马斯克面前的问题，不止是要找到可以被削减的项目，还要找到并说服那些捍卫项目的人放弃项目。

　　此外，他不能私下做决定。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行政法的教授布莱恩·范斯坦 (Brian D. Feinstein) 表示，他们的会议以及会议记录必须公开。1972年的一项法律规定，联邦公开记录法适用于咨询委员会。如果委员会不遵守这些规则，可能会被起诉。

　　但对马斯克来说，这不是难事。他早就承诺所有行动都将“在网上公布，以实现最大透明度”，甚至会“设立一个排行榜，列出最疯狂、最愚蠢的纳税人支出行为，这既极其悲惨，又极其有趣”。

　　不可否认的是，马斯克的确是个很擅长削减成本的人。从创业的最早期开始，他就对成本非常敏感，并且宁愿过度削减，也不愿削减得太少。他愿意先削减，再修复。

　　1995年，在硅谷创立第一家名为Zip2的报纸软件公司时，马斯克会睡在办公室里，在附近的基督教青年会洗澡，来避免支付公寓费用。

　　创办SpaceX时，他相信自己可以制造出比美国政府更便宜的火箭。于是，SpaceX去掉了火箭中不必要的部件，简化部件。

　　员工曾告诉他，公司首批火箭的燃料箱成本预计超过100万美元，马斯克又开始研究卡车和石油工业使用的储罐。最后SpaceX以数十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钢卷和焊接件，建造了自己的储罐。

　　2008年出任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后，马斯克继续坚持低成本策略，自建工厂和生产设施，实现从电池、电机到整车的垂直整合生产，帮助公司实现盈利。

　　他也会强调法规都是“愚蠢的”，不接受“安全”作为法规存在的理由。但有时，这种效率措施，以及对规则的无视，会危及特斯拉汽车乃至工人的安全。

　　比如他拒绝在特斯拉的自动驾驶技术中使用雷达传感器，而是依靠摄像头来模仿人类驾驶员的视觉，而摄像头的成本是其他自动驾驶汽车所使用的雷达传感器的五分之一，甚至更低。目前事故受害者已提起多起诉讼，认为是特斯拉的技术未能识别停车标志、车辆和其他障碍物，导致人员伤亡。

　　在工厂里，由于马斯克不喜欢黄色和太多的标志，也不喜欢卡车倒车时发出的警告蜂鸣声，相比传统汽车工厂用大片黄色油漆标记危险区域，特斯拉工厂车间用不同深浅的灰色来划分，警告声和警告标志被保持在最低限度。2017年时特斯拉工厂事故率远超行业水平。

　　收购后的一个半月，马斯克召集财务高管参加电话会议。会上，他查看了一份公司支出情况的电子表格，“非常生气”，认为尽管X裁掉了四分之三以上的员工，从近8000人减少到1500多人，但公司的支出仍然失控。于是6个小时的会议里，他逐行读出表格内的内容，要求员工对每一项进行核算，直接下令彻底取消一些项目，比如高管的汽车服务。

　　为了加速关闭X在萨克拉门托的数据中心，他还亲自拔掉一台服务器计算机的电源插头。尽管X经历过几次中断，但一年后公司宣布，这些变化每年可节省1亿多美元。

　　除了以上这些强硬手段，在马斯克公司待过的员工们说，他还会使用一套话术，来营造危机感。破产危机是马斯克最常用的词汇。他曾说SpaceX和特斯拉在早期都有超过90%的机会变成“一文不值”，SpaceX在2017年必须每两周进行一次火箭发射，否则将面临破产。

　　在避免美国政府关门的第一份法案失败以及第三份法案通过后，马斯克发布了两篇帖子，都以拉丁语“Vox Populi, Vox Dei”结尾，意思是“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

　　但这真的是人民、上帝的声音，还是也有马斯克自己的私心？当成为监管者时，他会足够中立、客观吗？

　　马斯克与美国联邦机构的关系紧密又复杂。去年，他的公司与17个联邦机构签订了近100份不同的合同，为美国林业局提供星链，用于与帮助扑灭野火的应急响应人员取得联系，将美国国防部的大部分卫星送入轨道，为宇航员设计、建造和测试太空着陆系统——光SpaceX一家公司在过去五年内就获得了联邦政府价值100亿美元的合同。

　　10月，SpaceX星舰试射时，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将最近的一次试射推迟了数周，部分原因是担心SpaceX会对得克萨斯州发射场附近的野生动物造成伤害。当时，SpaceX发表声明称：“我们继续被困在这样一个现实，向政府申请火箭发射许可的手续耗费的时间，比设计、制造实际硬件还要多。”

　　在此之前，FAA还启动了对SpaceX罚款63.3万美元的程序，原因是SpaceX去年在佛罗里达州的两次发射违反许可要求。马斯克则在X上抱怨：“SpaceX将对FAA提起诉讼，控告它监管过度。”随后SpaceX向国会递交了一封信件，称FAA“未能成功实现监管的现代化和简化”。

　　由于SpaceX位于得克萨斯州的发射台可能会污染水源，公司被要求获得排放许可证。马斯克则表示，限制监管可以帮助SpaceX更快实现“让生命遍布多个星球，保护生命免受地球毁灭事件的影响，只要它不被官僚主义所扼杀”。

　　除此之外，马斯克和他的公司还在接受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交通部、司法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平等机会委员会等联邦机构的调查或起诉。

　　曾担任哥伦比亚特区总检察长办公室顾问的伦理律师凯瑟琳·克拉克说，产生重大利益冲突是难以避免的事情。即使马斯克本人没有直接迫使这些机构做出让步，监管机构可能会考虑对马斯克的公司采取行动后，影响自己的预算或监管权力。

　　特朗普也曾因为任命企业高管为顾问被指控。2017年，他任命亿万富翁投资者卡尔·伊坎为监管事务特别顾问时，对方正在游说联邦监管机构修改规定，能让他拥有的一家炼油厂可以省下数亿美元。随后这一安排受到批评，伊坎在上任几个月后就辞去了无薪职位。

　　权力即便没有被行使，也自有其威慑力。但是，如何保证公权力不被私用，如何让公众相信自己能大公无私，正是马斯克和DOGE能否成功的关键。

　　但至少现在看来，不管计划还多么不确定，届时会遇到多少挑战，马斯克对于DOGE十分重视，富有激情：“我们已准备好应对华盛顿既得利益集团的猛烈攻击。我们期待获胜。”“在我们国家成立250周年之际，没有什么比打造一个让我们的开国元勋感到自豪的联邦政府更好的生日礼物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