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全球低轨卫星互联网的竞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截至发稿日期，美国的星链（Starlink）已部署逾7500颗卫星，而中国的“星网”也终于迈出了关键一步。

　　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腾空而起，将首批“中国星网”卫星送入轨道，标志着中国版“星链”项目从规划走向实战。

　　作为国家新型基建工程，“中国星网”的战略意义怎么积极评价都不为过。尽管起步比美国晚了五年，但凭借强大的国家队力量和雄心勃勃的赶超战略，属于中国的“星际网络”时代已经开启。

　　但比卫星本身更迫切的，可能是火箭。站在这场“星网对决星链”的起点，我们不禁要问：迟来的“中国星网”，能否在这场信息时代的竞速中逆转局势？

　　中国版星链要实现反超，需要两条腿走路，民商队和国家队并重，缺一不可。与此前的千帆星座不同，“中国星网”是一个“国家队”项目。

　　“中国星网”肩负着更广泛的战略任务，不仅包括全球网络覆盖和宽带接入，还涵盖物联网（IoT）应用、海洋监测、国家专网通信以及信息安全保障。

　　相比千帆星座的市场化定位，“中国星网”的使命更加明确，资源更加集中，目标是构建中国版的全球低轨通信网络，填补此前的技术和市场空白。

　　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目标上，也反映在运作机制上。千帆星座以市场化力量为主，更多依赖商业公司进行投资和运作。

　　而“中国星网”则以“国家队”的方式整合了航天科技、航天科工等国有资源，其运作模式更具系统性和高效性。

　　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式，注定了“中国星网”在低轨卫星互联网领域将以更高的起点和更快的追赶速度实现突破。

　　千帆卫星造型跟星链卫星相似，造型如同“板砖”，其优势在于可堆叠发射，非常适合批量发射 视频截图

　　相比美国SpaceX依托“猎鹰9号”的高频复用发射，中国的星网首战是长征五号B这一高运力火箭，中国开启“星际网络”时代。

　　长征五号B是一款重型运载火箭，其最大近地轨道（LEO）运力可达25吨，比SpaceX的猎鹰9号（LEO运力22.8吨）略高——这也是亚洲最强低轨运力火箭。

　　与传统的两级火箭设计不同，长征五号B采用的是“无二级”的独特构型。相较于长征五号的两级设计，长征五号B取消了二级，直接由一级火箭完成LEO轨道的发射任务，这使其在发射LEO卫星时拥有更高的运力和更低的发射成本。

　　相比SpaceX的猎鹰9号通过一级火箭复用技术将发射成本降至每次2000万-3000万美元，长征五号B仍然采用一次性抛弃式设计。每次发射后，助推器和一级火箭无法回收复用。

　　这使得“中国星网”的发射成本竞争力不足，特别是面对星链的高频次、低成本发射节奏时，长五B的“天花板效应”尤为明显。

　　除了成本，发射频率的限制也是一大瓶颈。SpaceX的猎鹰9号每年可以执行50-60次的高密度发射，而长征五号B的发射频率受限于生产周期、发射平台可用性以及发射后平台的维护和检测工作。

　　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是长五B的唯一发射平台，这意味着每次发射需要等待平台的清理和维护，进一步拉长了发射周期。

　　长征五号B的年发射频率预计远低于猎鹰9号的发射节奏。对于依赖“批量部署+快速组网”的“中国星网”而言，发射节奏的不足可能会延缓整个网络的组建进程。

　　按照常规的卫星发射节奏，如果每年执行6-7次的长五B发射任务，理论上一年内即可将200颗以上卫星送入轨道，5年内完成1000颗以上卫星的组网小火箭节点配置使用方法。

　　相比美国的星链依靠高频发射推进部署，“中国星网”的模式更接近于“大批量少次数”的战略节奏。对于初期的组网任务来说，批量发射的“乘数效应”非常显著，这也是长五B的独特竞争力所在。

　　在星网的早期大规模组网中，长五B凭借高运力和批量发射的优势，能够帮助中国快速追赶美国的星链。

　　长征六号X（CZ-6X）和长征八号R（CZ-8R）是中国航天在可复用火箭领域的核心探索对象。

　　长征六号X采用类似SpaceX猎鹰9号的垂直回收设计，具备回收第一级火箭的能力，通过在火箭上安装栅格翼和液压控制系统，使其在下降过程中稳定姿态，并最终实现垂直回收和再利用。

　　而长征八号R设计相当独特，采用“整箭回收”的模式，核心级和助推器不再分离，而是通过整体回收的方式，使用类似猎鹰9号的反推火箭着陆方式，同时实现多个模块的联合回收。

　　长征六号X更接近猎鹰9号的单体回收模式，采用单个一级火箭的“点对点回收”；而长征八号R采用的则是“助推器+芯一级整体回收”，这一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回收的部分不仅包括一级火箭的芯级，还包括助推器部分，而这些模块的成本占火箭总成本的70%，其综合经济效益更高。

　　未来，长征六号X和长征八号R的复用化将显著降低中国的发射成本，接近甚至低于SpaceX的猎鹰9号的复用发射成本。

　　我们是否可以大胆设想，在未来的发射策略中，长征五号B+长征六号X+长征八号R的“三箭齐发”组合成为“中国星网”的主力发射配置？

　　在这一发射体系中，长征五号B负责重型运力发射，批量部署卫星，确保前期大规模组网的任务快速推进；长征六号X和长征八号R凭借助推器和芯级的整体回收，实现发射频率的提升和发射成本的进一步压缩。

　　在发射节奏的控制上，多场并行发射也是一大关键。与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为唯一场地的局面不同，未来的长征六号X和长征八号R将具备在文昌、酒泉和太原多个发射场执行任务的能力，这将彻底打破“单场地发射”的限制。

　　多场并行发射布局与SpaceX的多场发射战略一致。如果实现“三箭齐发”，“中国星网”的发射频率有望从每年6-8次提升至每年30-50次，这将进一步加速“中国星网”服务范围的重点区域和全球覆盖。

　　如果中国能够在2025-2030年实现发射频率的倍增和发射成本的大幅下降，“中国星网”将不再是“追赶者”，而有可能成为全球低轨卫星互联网的引领者。

　　长征九号将打开更高一个层次的天花板。长征九号方案多次调整，已从中国版土星五号变为中国版星舰，目前还不清楚具体的时间节点。

　　相比美国SpaceX依靠“自有卫星+自有火箭”的高度一体化模式，中国的星网项目采取了“多方协作、分工负责”的模式，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集团、中国电科等多个国有企业共同参与，涉及火箭研发、卫星制造、通信运营等多个环节。

　　与发射端的“瓶颈”不同，卫星制造端的节奏更快。在“中国星网”的产业链中，卫星的生产能力具备大批量交付的条件。

　　中国的卫星制造体系具备“批量化、模块化、标准化”的生产能力，每年交付数百颗低轨卫星的能力已经具备，尤其是在小型化卫星的设计标准上，中国已采用与星链类似的“单一标准化平台+可替换载荷”的生产模式。

　　换句话说，星网卫星的单颗制造成本和生产周期都得到了压缩，但由于火箭发射频率受限，卫星或需要等待发射窗口的排期。这种“生产能力过剩、发射能力受限”的现象，正成为制约星网组网速度的关键因素。

　　从产业链协同的角度来看，发射端的“短板效应”制约了整体的供给节奏。卫星的制造成本与发射节奏高度相关，卫星一旦生产完毕却无法及时发射，库存和存储成本都会上升。

　　相比之下，SpaceX通过“一体化的发射和制造体系”，实现了卫星“即产即发”，这不仅降低了卫星库存的滞留成本，也优化了整体的生产-发射供应链。

　　“中国星网”可借鉴这一逻辑，但火箭端的“瓶颈”尚未突破，2024年-2026年期间或暂时存在“供给过剩、发射不足”的现象。

　　首先，星网打通内循环，可尝试调整卫星的生产节奏。考虑到火箭的发射窗口有限，“中国星网”可调整卫星的批量生产周期，采取“分阶段批量生产”的方式，避免卫星积压成本过高。

　　这种策略类似于汽车生产的“按需生产（Just-in-Time）”理念，卫星的生产计划将与火箭的发射节奏精准对接，在每一批火箭发射任务前的2-3个月内集中生产相应的卫星，以确保“产能不闲置，库存不积压”。

　　这一模式的本质是，将卫星制造商、火箭制造商、发射服务商和地面通信运营商整合为一个“联合供应链”，通过协同排期和任务分配的方式，确保整个产业链的高效运转。

　　比如，卫星制造周期将以发射排期为“锚点”，火箭的生产周期也要围绕卫星的批量生产计划进行调整。

　　此外，卫星制造商和火箭供应商将通过数据对接平台进行协同生产，提前掌握彼此的产能数据和交付节奏，从而优化排期。

　　从某种意义上说，火箭和卫星的供需矛盾在本质上是“发射能力”不足与“制造能力”过剩的对抗。通过长征六号X和长征八号R的复用化和多场发射策略的实施，这一矛盾有望在2025-2027年得到有效缓解。

　　而通过“星网联合体”的一体化供应链管理模式，卫星的生产节奏、火箭的发射节奏和发射场的任务排期将趋于一体化协同运作，整个生产-发射-覆盖的闭环系统将更加紧密。

　　预计从“瓶颈式链条”转向“柔性供应链”的变革，将不仅有助于加速星网的组网速度，还能在国际竞争中压低“中国星网”项目的总成本。

　　从“追赶者”到“规则制定者”是“中国星网”的最终目标。SpaceX高频复用+全球覆盖的策略相当激进，使其在全球市场上形成了巨大领先优势。

　　“中国星网”采取“集中突破+重点覆盖”的战略，通过“批量发射、区域覆盖、灵活定价和多箭并行发射”，完全有可能在较短时间内缩小与星链的差距。

　　未来，随着长征六号X和长征八号R的复用化、产业链内外循环打通，和“一带一路”市场的深度绑定，“中国星网”的市场竞争力将进一步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