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志，航天技术专家，主要从事航天技术、火箭技术研究。1932年11月出生于辽宁昌图县。1961年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获工程师称号，2000年获俄罗斯莫斯科国立航空学院荣誉博士学位。

　　王永志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开创者之一和学术技术带头人。40多年来在中国战略火箭、地地战术火箭以及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特别是在载人航天工程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推开房门，眼前是一望无际的田野，田野里花草树木、鸣虫飞禽以及看似近在眼前却遥不可及的星空……，这一切都深深地吸引着年幼的王永志。星空之下，他疑惑重重：天上为什么有那么多星星？它们上面都有什么？能上去看看吗？童年的王永志，对浩瀚而神奇的天空，充满了好奇。

　　朝鲜战争的炮火，把他的目光从浩渺的星空拉回到家乡的天空，美军轰炸机肆无忌惮的频繁轰炸，在他的心中燃起了一股抵御侵略、献身国防的爱国激情。正是这股激情，使他坚定地选择了飞机制造专业，从此，便一发不可收地走上了建设国防、致力于中国航天事业的道路。从火箭再到载人航天，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六号，从无人到载人，王永志用自己的决心、恒心、魄力、毅力，投身我国航天的研制试验。他带领火箭研制队伍18个月打造出大力士“长二捆”，14年如一日奋斗在载人航天战 线，实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飞天梦想，紧接着又马不停蹄地踏上了空间站工程、载人登月工程等论证工作的征程。他常说：生命因奋斗而精彩，使命因艰巨而光荣。本期《大家》栏目与读者分享的就是一个一生以国防建设为己任，带领团队独立自主将中国人送上太空的人，他就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院士。

　　从偏僻的小村到八面城镇，从小镇到沈阳，最后到北京，到苏联，虽然家庭条件非常困难，虽然父亲早期坚决反对，但是凭借着一股强烈的求知欲望和一腔保家卫国的激情，王永志靠着一捧高粱和永不停歇的学习精神，换来了八斗才学。

　　他认为自己一生中没有什么选择，唯一的选择就是报考清华，学习飞机设计。这个选择看似简单和纯朴，却饱含着一个青年献身国防的激情与决心。而正是这个选择，使王永志走进了航空专业，走进了国防领域，必须要有强大国防的意识激励着他，使他永远保持着开拓者的步伐，最终成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领军人物。

　　S：王院士，您好，您不仅是火箭专家，而且还是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对我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您小时候的经历对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有怎样的影响？

　　W：我小时候生活在一个很小很偏僻的农村，推开门就是大片大片的田野，对大自然非常的亲近。每天晚上都可以看到天空挂着密密麻麻的星星，亮得耀眼，现在城市里面很难看到那样的情景了。看着那些一直朝我眨眼的星星，我当时就在想，那都是什么地方啊？有谁住在那里呢？也经常琢磨天空是怎么回事，周围的动物啊、植物啊是怎么来的？正是小时候的这种生活在大自然中的经历，不仅让我对大自然非常的热爱，而且对一切未知的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心和求知欲。我从小就对天地万物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对天空，对宇宙，让我产生了去探索、去接近它们的愿望。

　　S：原来您从小就对太空有非常浓厚的兴趣。我们之前采访过闵桂荣院士，他是福建莆田人，当地人非常重视教育，大多数人家都秉承“家贫子读书”这样的观念。您小时候家境贫寒，那您的求学之路应该很艰难吧？

　　W：在解放前的东北农村，贫苦的人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肯定不高。我在家排行老四，我上面的哥哥、姐姐们都没有机会进学堂，我本来也是差点不能念书的。

　　W：我父亲非常反对我念书，他认为上学根本就没有用，还不如在家里劳动呢。其实，从父亲的角度看确实有一定道理，小学就在小镇上， 可以勉强念完，但是到了中学，就要到外地去了，不要说学费，就是生活费也是一笔很大的开销。以我们家当时的条件，是没有可能供我上中学的，那就意味着我最多只能把小学念完。用父亲的话讲，就是“念不完， 还白搭了身子”，就是说学业成不了器还不能帮家里干活。但我是太想上学了，就在家里哭闹，幸好大哥支持我上学，就瞒着父亲带我去学校报了名。父亲知道后大发雷霆，还是大哥一直帮我说话，才有了这个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W：我非常珍惜上学的机会，在学校很努力小火箭官网节点，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表现很好，所有的老师和同学都非常喜欢我， 我到现在都还一直保留着小学时的奖状呢，虽然已经过了60多年了，但对于那个时候的事还是记忆犹新。

　　S：当前，教育支出是一个家庭主要的经济支出之一 ，一个小孩子要完成学业，开销比较大。您小时候家里碰到交学费的时候怎么办呢？

　　W：小学的时候在一个叫做八面城镇的地方上学，离家有4公里，这个镇子很小，从东头可以看到西 ，从南头可以看到北头。上小学花不了多少钱，我每天走回家吃饭，主要就是书本费和买文具。到了中学的时候， 本来是要到外地去的，但是我小学毕业那年，正好日本人投降了，原中学就解散了。后来共产党来恢复学校， 就在八面城镇建了一个中学，并且规定，贫雇农子弟免学费。就这样，初中不需要交学费，而且离家很近。唯一的费用就是交点高粱米和黄豆，中午在学校吃饭。到了高中和大学，都是有助学金的，而且由于解放了，家庭经济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改善。

　　W：高中时期对我的影响应该说挺大的。初中毕业之后，我就想着参军，当时手续都办好了，学校却告诉我在沈阳成立了一个东北实验学校，试用苏联的教材和教学方法，要求每个学校挑选第一名的学生进去学习。这个机会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和及时，如果晚一点，我就可能已经参军去了，不会上大学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大家都踊跃参军，我们学校也有1000多名学生，包括我都报了名，但是仅有100多名得到了批准。东北人民政府通知，实验学校高中部要集中精力继续上课。可是这时候学校的学习环境完全被打乱了，沈阳经常有美国的飞机来空袭，警报一响，就得躲避，课根本无法上安稳。大家的情绪也都非常反感，恨不得能直接上前线去跟他们搏斗去。原以为日本人投降了，天下就安宁了，哪知还是不安宁。那时候就老讲毛主席说的一句话： “美帝国主义者欺人太甚，这是需要认真对待的。”后来，苏联支援的米格-15飞机来到沈阳的北陵机场，就在学校附近。每当警报响起，就会有飞机起身迎敌。过了一会儿，往往就有消息说，敌机向东南方向逃窜，警报解除……朝鲜战场上也是捷报频传，王海呀、张积慧呀这些战斗英雄把美军的王牌驾驶员都给打下来了。当时心里感觉太解气了，并深切体会到有国无防是根本不行的。于是，我下定决心， 自己以后一定要搞国防， 就学习飞机设计。老师告知，唯有关内的清华大学有航空系。所以我就铁了心进清华，读航空系。神舟五号成功后，凤凰卫视主持人吴小莉问我， 这一生对自己的选择是否无怨无悔 ， 我告诉她我的一生没有什么更多的选择，唯一的选择，就是高中毕业选择了报考清华大学飞机设计专业。

　　W：我1955年被派到苏联留学，1957年底改学火箭设计专业，这是苏联的保密专业，国外的留学生中只招有限的中国人。中苏关系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恶化。在此之前，中国人在苏联的学习环境非常好，各方面都受到优待。1960年，莫航的高年级中国留学生暑假回国实习，我也回来了。不久就接到通知提前工作，不再返校，留在苏联的学生也都撤回。但是，国家考虑到重要的国防专业不能中断系统的学习，每个专业就派一个人回苏联继续学业，就这样，我在9月份又回到了莫斯科。意外的是，我被火箭教研室的主任、大名鼎鼎的米申教授看中了。我再次回校报到前，他就已经向系主任提出带我一个中国人，做毕业论文。米申非常热情和正直，在第一次见面会上，他就直率地告诉我，中苏关系虽然破裂了，但那是政治家的事。我们是搞科学技术的，师生关系不会改变，有疑问尽管问，不要有什么顾虑。这对我的帮助很大。

　　戈壁滩，一片砂石满目的贫瘠土地，却托起了中国的两弹一星，磨砺了一代代不屈不饶、发愤图强的航天人，孕育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和“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

　　王永志院士自青年时代就多次深入戈壁滩腹地，投身国防尖端科技飞行试验。以他为代表的航天人，不但为国防事业奉献出威震四方的尖端武器，同时也塑造了自己为国家、为民族勇于吃苦、勤于创造、乐于奉献的崇高人生。

　　S：戈壁滩看上去除了石砾还是石砾，但是在我国航天工作者眼中，更多的是欢乐和汗水。您作为火箭专家，对戈壁滩有着什么样的感情？

　　W：戈壁滩对我国航天事业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对我个人而言，也与自己的成长经历紧紧连在一起。搞设计可以在北京，但是要检验你设计的东西是否合理，是否有用，就需要进行飞行试验，而戈壁滩正是试验最理想的靶场，是不可不去的地方。1964年发射中近程火箭、1966年发射中程火箭、1971年发射洲际火箭……，戈壁滩都留下了一代代航天人坚实的脚印。那里环境恶劣，又是军事禁区，除了驻守和去做试验的部队，罕有人迹。但是戈壁滩的美也是非常令人难忘的，经过千年风化的石头，姿态千奇百怪，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很多进戈壁滩的人都会喜欢上那里的石头，许多人回来都会带一些。

　　W：我是在1964年第一次进戈壁滩的，参加中近程火箭第二次飞行试验。这个型号的火箭在1962年就试飞过一次，但是失败了。这次大家都憋了一股气，志在必得。可就在发射前，推进剂已经加注，突然来了个消息，说温度太高了，推进剂密度变化很大，火箭射程不够，根本就打不到目标区。所有人听到这个消息都急地团团转。在讨论会上，有人建议：射程不够多加一些推进剂，让发动机多工作一会，不就可以飞得远一点了吗。但实际上贮箱容积有限，再也加不进去了。我经过计算，建议把推进剂中的酒精泄出来几百公斤，减少死重，就可以满足射程要求。但是专家们直观地觉着不行，因而未被采纳。情急之下，当时还只是一名中尉的我就直接找到了钱学森院长汇报。他仔细听了我的想法和计算，认为很有道理，采纳了我的意见。火箭泄出600公斤酒精，成功进入了目标区。这件事我的印象很深。后来中程火箭、洲际火箭，也都相继在这戈壁滩上试验成功，所以说许多尖端航天技术的实现都和戈壁滩连在一起。洲际火箭研制时，我担任了副总设计师。因此，我的成长也是和戈壁滩、和飞行试验连在一起的。

　　W：确实，这是一个很难的事，如果真的要我重新选择，或者中途跟我说，你别干这个了要我干别的去，那我可能更闹心，我还是愿意干这个。其实，当总设计师责任重大，要打失败了怎么办，每次都提心吊胆。美国的航天技术那么发达，出了多少事故啊，我们的事故还算少的呢。这就靠的是人和管理了！虽然很难，但作用意义却非常重大，对我是有很大吸引力的。搞导弹，搞火箭，然后搞载人航天，就像爬山似的，高度越来越高，坡越来越陡，越来越难。载人航天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人的安全性要求非常高，你要把人给摔了那还了得，这可不是一般的人，影响巨大。你看杨利伟一上天，全国人民都在欢呼，全世界都要高看中国一眼。我们搞载人航天的使命，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数千年的飞天梦想。使命太艰巨 了，压力就更大。按照中央“少说多干、只干不说”的指示精神，工程立项研制的头七年人们都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大家确实做到了奋力攻关，默默奉献。五十年的航天路，使我体会到，生命因奋斗而精彩，使命因艰巨而光荣。江泽民同志曾赞誉我们的载人航天队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形象地说明压力越大，奉献越大，意义也就越大。我们的航天队伍就是肩负着国家民族的重担和使命，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

　　W：这个时期，中央判断世界已进入相对和平的发展时期，国家要抓住机遇，大力发展经济。相应的，国政策有了明显的变化，航天受到了一定影响， 一些型号下马了。1984-1985年，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任务锐减，经费大大缩水。在1986年我担任院长的时候，经费几乎都不能满足院里近3万员工的工资。

　　W：既然军品任务缩减了，那就开发民品，搞军民结合，以民养军；国内市场萎缩了，那就去开发国际市场。我们专门组织人去了解国际市场，当时国际上的需求与我国航天发展的实际差别很大：国际上的卫星比较大，质量而我们的火箭运载能力小，根本就打不动；国际上只允许出口射程300公里以内的火箭，而我们的火箭都太大了。针对这些需求，院里决定研制小火箭和大运载火箭。

　　W：正是“长二捆”，我们把长征二号火箭捆绑了四个助推器，就成了“长二捆”，运载能力一下子就由之前 的2吨半增加到9吨多。1986年是世界航天发射的灾难年，美国的“挑战者号” 升空不久发生爆炸，损失惨重，大力神、德尔它火箭也相继失利，欧洲阿里安火箭发射惨败，一时造成了有国际卫星发射市场的运载能力短缺局面。我们研制出“长二捆”，正好可以弥补这段空白。就这样，仅凭着几张草图，就签下卫星发射合同，中国运载火箭开始进入国际市场。

　　W： 为了成功研制“长二捆”，我院立下了“18个月内完成”的军令状。本来在1986年3月份就提出了“长二捆”研制方案，但是各方面犹豫不定，直到1988年2月份才最终定下来，错失了很多时间，最后的研制进度很紧张。但是我们认为 “长二捆”无论对我院的发展还是对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不管多困难，“长二捆”必须上。

　　W： 院里面实行倒班制，人不断线小时不间断工作。有次见到一位女工对我说，“长二捆”已经让她们干得没亲戚，没朋友了。我问怎么了？她们说亲戚朋友的婚丧嫁娶都没有时间参加了，甚至连家里东西放在哪，都找不着了。可见当时的忙碌程度，但大家都没有怨言，齐心协力，一定要把“长二捆”搞好。

　　W：在“长二捆”发射前不到一个月，我就到了发射场。 由于精神压力大，出现了厌食，不能闻一丁点儿的油腥味， 压根不敢去食堂。每天都是秘书帮我把饭打到宿舍里面吃，也只能吃得下一点馒头、咸菜之类的，瘦了11斤。好笑的是， “长二捆”成功发射之后，我突然就有了胃口，马上喊秘书去找点酱牛肉、红烧肉什么的，那叫一个好吃啊。

　　W： “长二捆”的意义非常重大，一来，使得我国拿到了第一个发射外国卫星的合同，中国火箭开始走向世界；二来，我国的火箭技术水平得到了提高，运载能力实现了飞跃；三来，促进了载人航天立项，给我国载人航天打下了基础；四来，也极大地缓解了研究院的经济状况。

　　S：从火箭到载人航天，您的工作重心在不断地改变，转到载人航天领域，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与其他两个领域相比，在工作性质和方式方面有没有不同的地方？

　　W：与其它两个领域相比，载人航天工程任务更重、压力更大；另外，它还被赋予了神圣的使命，中央领导很重视，广大人民很期盼。这是一件实现中国人几千年飞天梦的大事，关系到国家形象、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正是因为这样，大家都非常努力，不能辜负全国人民的信任。

　　S：对于普通人来说，60岁本来应该退休了，而您却在这个年纪，开始担负起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的重任，您有没有因为压力太大，而产生退缩的念头？

　　W：我觉得自己60岁是一个很好的年纪，经验比较丰富了、思维很清晰，体力方面也还不错。我说过我的一生几乎都没有进行过选择，都是人生的偶然和历史的使然。大学时期我被国家派到苏联留学，学习火箭设计，这就为以后的人生轨迹打下了基础。回国后，我被分配到火箭研究院工作，适逢中国航天大发展，经历了从火箭再到载人航天的发展历程，我觉得自己挺幸运的。目前为止，我主要做了三件事情：一件事是把火箭送到地球任何需要的地方；一件事是把卫星送到太空的不同轨道；一件事就是把人送到太空。这三件事相互依存，没有发射火箭的基础，就根本不可能发射卫星；没有发射卫星的基础，就根本不可能把人送上天，一步高于一步，一步一个更高的台阶。

　　W：航天领域内的每一个项目都是高投入，高风险，最怕的就是犯低级错误。比如，粗心马虎，对细节不在意，或者说是同样的错误再犯，这些都是不可原谅的。所以， “不带任何疑点上天”是航天领域的经验、共识和纪律。而载人航天又有不同，飞船里面有人啊。火箭发射失败，可以再生产出一发继续打，但是载人航天发生重大事故，人没了，永远不能再回来了。

　　W：在神舟三号飞行试验实施过程中就发生过这样的事。当时飞船已到发射场，检测时，发现穿舱插座有一个点没导通。经过专家仔细分析，并到生产厂家实地了解情况，大家认定插座的问题是出在设计上。而神舟三号飞船上使用了共77个这样的插座，全部返工至少需要3个月，试验队得撤回北京。当时不少人认为前两次任务都成功了，应该不碍事，没必要如此兴师动众。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确保飞船100%的成功，确保“不带任何疑点上天”，我们还是艰难地做出了决定，推迟发射，对插座重新进行设计生产。

　　W：要说最难忘，肯定是神舟五号。神舟一号到神舟四号，都是无人飞行，目的是考核整个工程系统，算是打基础。神舟四号发行成功，标志着工程各系统均达到了设计标准，可以实施载人飞行了。神舟五号第一次载人，是对各个系统的真实检验，是工程第一步的最终目标。飞船成功返回，证明前头做的那些事情都是对的，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W：神五发射之后，我们总指挥部的全体同志都立即从发射场赶回北京飞行指挥控制中心，通过大屏幕，观察飞船和航天员的一举一动。航天员自进入飞船起，我心里不自觉地总有一种牵挂。直到看到飞船顺利着陆，杨利伟精神抖擞地走出舱门的时候，我自然爆发出来的感情就是激动，泪水情不自禁地就充盈了眼眶。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家欣喜地相互握手道贺，紧紧拥抱。

　　S：神舟五号在国内外的影响非常大，以至于很多小朋友萌发了长大以后要当宇航员的梦想。神五成功之后，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W：搞航天的，尤其是搞火箭的，在发射前，睡不好觉，特别的累，总是想着打完之后再好好的睡上一觉。可是火箭发射成功了，一兴奋，哪里还睡得着呢；如果火箭打失败了，那还得赶紧检查分析故障，更没有功夫和心思睡觉了。所以说，神舟五号打成之后，我没想着要好好地睡上一觉，倒是想好好的吃上一顿。神舟五号之后，我考虑到自己已经上了70岁，精力没有以前好了，年轻一代的载人航天队伍已经成长起来了，就向领导提出由年轻人担任总设计师。但是没有获得同意，让我坚持到神舟六号任务结束。所以，神五之后，我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了神舟六号任务的准备工作，也没有时间去做其它事情了。

　　W：美国和俄罗斯在载人航天方面遥遥领先，除了这两个国家，水平最高的应该就是中国。这个成绩还不是很理想，第三和第一、第二的差距还很大。但由于我国是跨跃式发展，具有强劲的后发优势，正在稳步追赶。至于发展方向，按照国际上的发展道路和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的既定战略，下一步就应该是空间站，甚至载人登月了。目前，我国已拥有天地往返的运输系统， 掌握了出舱活动技术，现正在开展交会对接试验。今年9月29日成功发射的天宫一号就是交会对接目标飞行器，神舟八号、九号和十号将于今明两年内陆续与其交会对接。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的最终目标——建立中国自己的空间站。去年空间站工程已经批准立项，当下载人登月的相关论证工作也已基本告一段落，可以说今后二、三十年载人航天发展的蓝图已经绘就，成果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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