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１２月１６日电(新华社记者陈玉明、人民日报记者余建斌)１２月１５日，星期三，成都双流机场。

　　８１岁的孙家栋又一次搭乘飞往西昌的ＣＡ４４６９次航班。

　　孙家栋多次去西昌。无数次的奔波，让双流机场检票口的值班员对这个面孔太熟悉了，所以对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分外热情。

　　孙家栋这次去“月亮城”，是坐镇指挥北斗导航系统第七颗卫星上天。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颗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第一颗绕月探测卫星“嫦娥一号”……

　　在中国自主研制发射的１００多个航天器中，由孙家栋担任负责人的就有34个。

　　“我能在航天方面做出一点成绩，说来其实有点偶然。”孙家栋说。

　　这位航天专家的学习经历可谓一波三折。他学过土木、汽车，１９５１年，他被选送到苏联茹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读书，专业是飞机设计。

　　在茹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七年里，孙家栋各科成绩年年是优秀。１９５８年３月，年年保持全优的孙家栋，获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发的“斯大林奖章”——那一年，全苏联军队院校毕业的学员中，总共只有１３名学生获得了“斯大林奖章”。

　　１９５８年４月，孙家栋登上了归国的列车。“我在苏联学的是飞机设计，当时并没有考虑更大更长远的目标，就想着回来后在空军好好工作。”

　　其时，中国正在谋划发展导弹事业，新组建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急需技术人才。孙家栋二话不说，毅然放弃了自己的专业方向，服从组织分配，来到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导弹总体设计部。

　　一无设备，二无资料。当时发展导弹事业可谓一张白纸，两手空空。自己学的是航空专业，导弹是什么样子，怎么设计，怎么制造，孙家栋心里一点儿底也没有。

　　孙家栋跟着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搞了９年导弹，并且由导弹总体设计员、总体组长、总体设计室主任一直升任为总体部副主任。其间，中国导弹、核导弹先后研制成功，孙家栋也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导弹专家。

　　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９日，一个炎热的夏天。孙家栋正在办公室伏案进行导弹设计。

　　一道调令，让孙家栋又一次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中央决定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亲自点将，让孙家栋负责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

　　孙家栋再一次放弃了自己已经熟悉且建树颇丰的领域，担当起卫星研制的重任。

　　１９６７年的中国，正值“文革”爆发之初。风雨飘摇中，孙家栋接过了中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技术总负责人的担子。

　　此时的孙家栋，面临的不仅仅是技术上的种种难题，更有政治风浪可能带来的危险——因为曾经留学苏联，又因为爷爷是“富农出身”，孙家栋的压力比一般人更大。

　　“东方红一号”研制后期发生的一件事让孙家栋至今依然记忆犹新：

　　当时，佩戴毛主席像章蔚然成风。许多单位把研制的卫星仪器也镶上毛主席像章。多了这些像章会使卫星超重，从而降低卫星、火箭的可靠性。但是，要拆下这些像章吧，又怕成为政治问题。孙家栋为此苦恼不已。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的一个晚上，孙家栋随同钱学森到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卫星研制情况。要不要提像章的问题？孙家栋很犹豫，他必须对卫星负责，这也是对国家负责。

　　思虑再三，孙家栋决定向周总理直言，像章可能带来安全隐患。周总理指出，不要把政治挂帅庸俗化，搞卫星一定要讲科学，你们看一看，人民大会堂这么严肃的地方，也没有处处挂毛主席像章。回去以后，孙家栋传达了周总理的原话，方才解决这一棘手难题。

　　１９７０年４月２４日，“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太空响彻《东方红》，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

　　得知卫星发射成功的那一刻，精神长期高度紧张的孙家栋顿时感到浑身疲惫无力。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际探月热潮的兴起，我国也于２００４年启动了“嫦娥一号”探月工程。

　　在此之前，中国的卫星最远只到过８万公里的太空，而月亮离我们有３８万公里。此前我们所有的卫星，都只需要考虑地球和卫星之间的运动关系，而探月需要考虑地球、月亮和卫星三者之间的运动关系；加一个变量，情况就要复杂得多。

　　“大多数人在这样的高龄都功成身退了。他该得的院士、‘两弹一星’奖章都得到了，却仍冒着极大风险出任探月工程总设计师。”探月工程副总设计师张荣桥由衷地赞叹说。

　　孙家栋的老伴魏素萍回忆说，搞“嫦娥一号”时，孙家栋经常半夜走到凉台上，仔细地看着月亮在天上慢慢移动，心里在默默琢磨工程技术方案。“有时他在窗前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折腾得我也睡不踏实。”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７日，“嫦娥一号”成功实施第三次近月制动，顺利进入环月轨道。

　　这一刻，北京航天飞行指挥控制中心里，大家全部从座位上站起来，欢呼雀跃，拥抱握手。而孙家栋悄悄地背过身子，掏出手绢偷偷擦眼泪。

　　这枚徽章如一角硬币般大小，图案是三个同心圆包着一枚火箭。“它象征着中国航天，那三个圈代表第一宇宙速度、第二宇宙速度、第三宇宙速度——就是飞行器进入太空、离开地球和离开太阳系所需要的最小速度。”孙家栋抚摸着徽章说。

　　“从‘东方红一号’到‘嫦娥一号’，意味着我们从第一个圈到了第二个圈。”孙家栋笑笑说。

　　从第一个圈到第二个圈，不仅标记着中国人迈向深空的脚步，更标记着孙家栋不平凡的航天生涯。

　　“孙家栋真正了不起的地方是，他既是一位善于协调各种技术问题的工程大总师，更是一位战略科学家，能确定合理的战略目标。”“嫦娥一号”工程卫星系统总设计师叶培建院士说。

　　无论是４０年前的“东方红一号”，还是３年前的“嫦娥一号”，抑或是尚在实施的北斗导航工程，孙家栋均显出卓尔不凡的协调能力和战略眼光。

　　当年的“东方红一号”，孙家栋实际上是半路接手的——早在１９５８年，中科院的同志就开始制订方案，开展了大量的研制工作；到１９６５年中央批准正式立项，已经做了好几年。

　　孙家栋回忆说，因为中科院搞的那个方案内容太多，太完善了，以那时的技术条件，要保证工程实现是十分困难的。以小小的插头为例，那时国内连有二十几个插针的专用插头都生产不了。

　　孙家栋接手以后，与一些老专家研究，把卫星研制计划分为两步走，即先用最短的时间实现卫星上天，在解决了有无问题的基础上，再研制带有探测功能的应用卫星。

　　随后，孙家栋大胆地对原来的卫星方案进行简化，比如，我们的太阳能电池技术不成熟，那就用银锌化学电池；姿态控制部分做不好，那就只保留姿态测量用的红外地平仪和太阳角计。

　　“当时‘东方红一号’在技术上就四个要求：‘上得去、抓得住、听得清、看得见’。”孙家栋说，“以现在的眼光看，它的确太简单了，但以当时的技术条件，能上天本身就很不容易。”

　　用最少的代价、最短的时间、最有利的配合，制订出最可行的方案，保证获得最好的结果，这是长期作为工程大总师的孙家栋孜孜以求的目标。

　　“这个就像桌子与椅子的配合，如果桌子太高而椅子矮了，你可以把椅子升高，也可以把桌子的高度降低，就看哪个更方便。”听孙家栋叙说自己的工作，似乎是那样的平淡无奇。

　　如果把中国发射的诸多卫星比作棋盘上的棋子，那么，孙家栋就是最重要的棋手之一。作为布局者，他不仅布下了众多“棋子”，更想到了今后多少年在何处落子。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神舟六号”载人飞船获得圆满成功后，探月工程成为中国航天新的热点。作为探月工程总设计师的孙家栋，肩上的压力比谁都大。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２４日１８时５分４秒，这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时刻——随着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腾空而起，“嫦娥一号”成功开始了奔月之旅。

　　绕月只是第一步，以后我们的探测器还要能落在月球上，还要能返回地球。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派宇航员登上月球，实现中国人的“登月”梦想。在这以后，我们还要在月球上建立驻点……

　　这就是月球探测计划的“小三步”（探月阶段的“绕、落、回”）和“大三步”（“探、登、驻”）。

　　“嫦娥一号”圆满成功以后，孙家栋卸下了“探月工程总设计师”的担子，让年轻的同志来续膺重任，但他仍然担任工程高级顾问。

　　他依旧无法“安享晚年”，他仍然担着国家另一重大科技专项——北斗导航工程总设计师的责任。

　　“很多人说，ＧＰＳ导航系统精度高，免费用，我们何必再去搞‘北斗’导航？”孙家栋说，“现在是和平时期，你可以用ＧＰＳ；万一有个风吹草动，ＧＰＳ用不了怎么办？俄罗斯在搞‘格洛纳斯’导航，欧洲也在搞自己的‘伽利略’导航，‘北斗’是事关我们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

　　对于北斗导航工程，孙家栋也有一个“三步走”规划——第一步，先发射几颗试验卫星，建立自主的卫星导航系统；第二步，２０１２年以前发射１２颗星，覆盖亚太地区；第三步，到２０２０年左右，共发射３０余颗星，组成一个覆盖全球的网络。

　　“这样分步实施，先把系统建起来，再逐步完善，非常合理。”叶培建说。

　　“如果身体可以的话，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国航天员登上月球，能看到中国的深空探测器飞到火星去。”这位８１岁的老人语气中满是期盼和祝愿。

　　一只毛驴在底下站着，背上驮着一条狗，狗驮着猫，最上面是一只报晓的公鸡。

　　这是孙家栋家中橱窗里摆的一个模型，一个略显粗糙的陶制小模型。

　　“这是访问德国不来梅时，不来梅市长送给我的，他说这个毛驴象征着不来梅人甘当无名英雄、任劳任怨的品格。”孙家栋说，“我们航天人也得甘当底下的‘毛驴’，所以我把这个模型摆在这里。”

　　在“嫦娥一号”工程中，总指挥栾恩杰、总设计师孙家栋、月球应用科学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被人称为“铁三角”。

　　“在这个团队里，所有的工程技术难题都落在孙家栋身上，其压力可想而知。但是，他站得高，看得远，有全局观念，处理问题有板有眼。”欧阳自远说。

　　“‘欧阳先生，我是给你打工的，我的责任是把你的眼睛和手，延伸到月球；至于你看到什么，干什么活，我不管。’”回忆起当时孙家栋的话，欧阳自远依然很感动：“他是那么朴实，那么友善，那么谦恭。”

　　他不仅是杰出的航天技术专家，还是中国航天步入国际市场的亲历者和推动者。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中国宣布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投放国际市场，承揽对外发射服务。恰值此年此月，孙家栋出任航天工业部副部长。这位技术专家出身的副部长，毅然挑起了中国航天国际合作谈判的重任。

　　孙家栋带着代表团来到美国。当时去美国出差，每天的生活补贴只有一两美元。孙家栋等人只能住在条件很差的小旅馆里。一位华侨看到后说：“你们住在这样的旅馆里准备跟人谈几千万美元的大生意，谁相信呢？”这位热心的华侨把孙家栋一行安排在高级饭店里，给他们结了账。

　　最后，事情谈成了。长征火箭成功将美国休斯公司的通信卫星送入太空。

　　“我小时只听说洋火、洋油、洋车，现在我们也能用自己的火箭把国外的卫星送入太空了。”忆往昔，孙家栋依然感慨万千，“发射成功以后小火箭加速器怎么扫码，帮过我们的爱国华侨也是热泪盈眶，说了一句让我终身难忘的话：‘中国卫星能打多高，华人在国际上头就能抬多高。’”

　　１９７５年，为了顺利回收返回式卫星，他日思夜想，曾经晕倒过好几次。１９９４年，他率团与美方商谈续签卫星发射合同；三天艰苦谈判之后，签署备忘录之前，他晕倒在谈判间里。

　　“您几十年来为中国航天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共和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２００９年３月，在孙家栋八十大寿时，钱学森专门致信表示祝贺。钱老在信中用“您”来称呼一位后辈，让孙家栋倍加感动，诚惶诚恐。

　　作为中国卫星事业最重要的开拓者之一，孙家栋经常被人称作中国的“卫星之父”。但他本人却从不敢以此自居。“我一看到这种报道，就想写信给作者，让他们改过来。”

　　他总觉得，是时代成就了自己；他总是强调，航天事业的每一点成绩都是集体分工协作的结果。

　　“当年跟我一起从苏联回来的同学，有好几位干了航空。可是中国的民用飞机主要是从国外买，航空工业一直没起来。我们在航天上能有这些成绩，是国家给了我们机会，给了我们舞台；那些干航空的同志都很羡慕我们。”孙家栋语气中包含着深深的叹惋。

　　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１日，凭着自己在航天领域的杰出成就，孙家栋获得了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在航天大院里，他与其他年轻同志一样排队打饭；别人让他往前面排，他总是笑着摇摇头。

　　他爱穿“千层底”布鞋。家里有好几双布鞋－－新的，半新的，旧的；在外面穿新的，在家里穿旧的。“有一次，他去人民大会堂开会，穿着破布鞋就出去了，脚后跟都露出来了。”老伴魏素萍说。

　　作为孙家栋的妻子，魏素萍既感到自豪，有时又有点怨言。

　　“看到院子里其他老头、老太太经常在那儿晒太阳，我就羡慕人家，他们怎么有那么多时间呀。”魏素萍说，“他要有时间，我们俩就出去遛遛弯。可他难得有点空闲啊。”

　　孙家栋也觉得很对不住妻子。当年妻子生闺女的时候，他正忙“东方红一号”，没能陪在妻子身边。现在两口子都老了，可他还是那么忙。

　　“他老在外面出差，就我一个人在屋里，特孤单。要是有两个人在，哪怕他不爱说话，屋里空气都不一样。”魏素萍说。

　　老两口的一日三餐都很简单。今晚的主食是早上剩下的稀粥，菜有昨天买来没吃完的饼卷土豆，还有一盘凉拌海带丝和一点花生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