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下午15时，在遥远的罗布泊，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璀璨绽放，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从此中国的历史分为两截，中国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

　　当时的赫鲁晓夫刚刚在同一天因政变结束了政治生涯，毛主席的话无疑充满着讽刺的意味。毕竟1960年苏联完全撤走所有援华专家后，赫鲁晓夫不仅预言新中国再过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继续和美国联合“禁核”，维持美苏的核垄断地位，更差点儿接受美国鼓动在1963年秘密联合轰炸罗布泊。

　　但不得不承认，毛主席的话，更在深层次蕴含着对赫鲁晓夫的感谢，毕竟如果没有这个“讨厌”的家伙，我们的拥核之路在亿万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必然会取得成功，但绝对难以在10年内，也就是1964年取得横空出世的巨大突破。

　　在1999年上映的主旋律电影《横空出世》中，展现了那一代为了祖国挺直腰杆子，隐姓埋名半辈子，最终取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伟大事迹。

　　而这部讲述我国第一个原子弹从无到有全过程的优秀影视剧中，也包含了苏联专家无私援助新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内容，受制于电影篇幅的限制，苏联专家的内容聊胜于无。但现实情况是，即便苏联对新中国的援助有所保留，但却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奠基作用。

　　事实上早在1946年，我党安全部门就开始招募在海外的华裔科学家，尤其是火箭和核能专家；1949年2月，郭沫若为首的代表团出席法国巴黎召开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团成员钱三强委托其导师约里奥?居里教授帮忙订购一批原子能研究的设备、仪器和图书资料，可见我党已经对这一新型武器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

　　1949年8月苏联原子弹成功爆炸前夕，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提出参观苏联的核设施，但遭到斯大林拒绝，不过斯大林提出邀请我党代表团观看苏联核试验的影片作为补偿。

　　1950年初毛主席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不仅再度邀请毛主席观看苏联原子弹爆炸的记录影片，更表达了可以向新中国提供核保护的意愿并写入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在斯大林看来，社会主义阵营依靠苏联的核保护足矣，中国等其他国家无需大费周折，毕竟挺烧钱，但毛主席早已下定了自力更生的决心。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高层陷入激烈的权力斗争，为战胜其他对手并稳固地位，赫鲁晓夫亟需其他国家尤其是新中国的支持。

　　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时，主动问中方还有什么要求，毛主席趁机提出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并希望得到苏联帮助。对于这突如其来的要求，赫鲁晓夫一如既往地表示核武器研究太烧钱，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够了。

　　毕竟，一来原子弹研制确实烧钱；二来当时的赫鲁晓夫对新中国心存疑虑；三来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当时的苏联在原子弹成功爆炸后，对其毁天灭地的恐怖威力有所忌惮，苏联和美国一样都有垄断核武器的野心，更因为赫鲁晓夫有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改善关系的愿望，所以赫鲁晓夫在1954年9月22日向美国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表示愿意在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问题上同美国政府谈判。

　　不过，赫鲁晓夫建议由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小型实验性核反应堆，以进行原子物理的科学研究和培训技术力量。

　　这对于一穷二白的新中国而言可谓巨大利好，毕竟因为斯大林时代对核武器援助的严密保留，新中国不得不做出了在“一五”计划中不列入研制核武器的决定。而赫鲁晓夫的大礼，让我们的核武器研制事业提前上马。

　　毕竟，某种程度上说，原子弹就是会爆炸的反应堆，反应堆就是不会爆炸的原子弹。赫鲁晓夫的慷慨，直接实现了我国原子能研究零的突破，为我国核武器的研制奠定了基础基础。

　　与此同时，我国地质队在广西找到了铀矿，更坚定了毛主席排除万难，立刻上马研制核武器的决心，于是我国在1955年1月15日通过了代号为02的核武器研制计划。

　　确定计划后，中苏有关核能事业的合作谈判也随即开始，并在1月20日签订了可以在我国境内进行放射性元素的寻找、鉴定和地质勘查工作的决定书，规定中苏两国在中国境内合作经营进行铀矿的普查勘测，由中国组织开采有工业价值的铀矿床，除满足自身需要，其余全部由苏联收购。

　　4月27日，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与苏联签订《关于为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利用原子能的协定》，约定苏联在1955年到1956年派遣专家帮助中国设计和建造一座功率为6500千瓦到1万千瓦的实验性原子反应堆，以及使粒子获得12.5~25百万电子伏特能量的回旋加速器，并无偿提供有关的科学技术资料，培训中国的核物理专家和技术人员。

　　8月22日，苏联方面开始履行援助工作，我国的原子能研制工作也开始加速推进。为了尽快掌握核技术，我国不仅从全国各地抽调优秀学生和干部编入核武器研制队伍，同时派遣大量优秀人才赴苏联学习。

　　而在苏联专家的援助下，中苏两国在1956年铺设了从哈萨克斯坦到兰州的铁路，并确定了罗布泊作为核武器的试验中心。

　　1957年，实验性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相继建成，并从重水反应堆中获得了少量的钚，同时还培养了一大批科学技术人员，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稳步开始，最后定下了1962年建成一套完整且小而全的核工业体系的目标。

　　如果说建立小型核反应堆，赫鲁晓夫对于中国的雄心尚不明确，那么等1956年1月彭德怀向苏联提出为新中国为提高国防建设水平打算研制火箭武器，并希望得到苏联图纸和资料的援助时，赫鲁晓夫再迟钝也应该明白新中国的真正意图了。

　　毕竟原子弹如果没有导弹作为投送工具，就是真正的有弹无枪，缺乏真正的威慑力，所以赫鲁晓夫不可能不有所警觉。

　　但问题是，1956年的波匈事件，新中国确实对苏联提供了巨大帮助，加上赫鲁晓夫仍然需要新中国的支持，所以尽管苏联在1956年7月决定原子核武器的实验性爆炸应当立即停止，且建议美苏英缔结三方协定，目的是防止尚未拥核的国家进行核试验，维持三国的核垄断。但赫鲁晓夫仍然“投桃报李”地在导弹研制方面开了尊口。

　　赫鲁晓夫表示建议中国最好先从培养干部开始，再着手建立科学研究机构和生产企业，并决定帮助中国进行导弹人才的培养，派专家到中国学校去工作和授课，指示苏联有关机构将导弹专业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等资料送给中国。

　　不过尽管苏联方面再度答应了给中国援助，但距离中国的要求依然相差甚远。赫鲁晓夫不知道的是当时的新中国已经下定了搞导弹的决心，不管有没有苏联的援助都要搞，有援助最好。

　　所以1956年3月，周总理主持会议，听取了钱学森关于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设想，并成立了相关的领导机构，由聂荣臻担任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随后在10月8日成立了以钱学森为院长的导弹研究院，开始了以自力更生为主的研究之路。

　　当时的新中国，除继续向苏联派遣留学生移动小火箭无限流量，将目前在苏联高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转到同导弹技术相关的专业学习，我国在国内高校也增加了导弹相关专业，希望苏联政府提供资料和教学用品，并派遣专家来华工作。

　　但随着波匈事件的影响，赫鲁晓夫终于松口。在1957年3月签订了关于特种技术方面援华的决定书后，苏联向中国派遣5名专家，帮助中国培养导弹人才，更提供了两枚供教学使用的P-1导弹样品。

　　但问题是，这样的援助同样无法满足我们的要求，直到1957年6月苏共再度发生内部斗争，赫鲁晓夫为争取新中国支持，才再度放宽了在核援助方面对中国的限制。

　　而新中国也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赫鲁晓夫的支持，随后消极的苏联一反常态，积极回应我们的要求，并建议新中国派遣代表团赴莫斯科谈判。

　　随后新中国在1957年9月派出以聂荣臻、宋任穷、陈赓为首并包括大量专家教授的代表团赴苏联谈判，双方的谈判十分融洽，苏联甚至主动提出援助更新的产品型号，这种推心置腹在苏联历史上尚属首次，苏联也一再强调此时的新中国是苏联最可靠的朋友。

　　10月15日，中苏签订了《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根据协定，苏联将援助中国建立起综合性的原子工业，并向中国出售用于铀浓缩处理的工业设备，这是原子弹制造的关键环节。

　　1958年9月29日，中苏又签订《关于苏联为中国原子能工业方面提供技术援助的补充协定》，这是两国在核武器研制方面合作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苏联开始向中国提供原子弹和导弹研制方面的技术装备援助了。

　　早在1957年12月20日，苏联就将P-2型导弹和器材运抵中国，虽然这一型号的导弹在苏联已经退役，但对于新中国仍然有巨大意义，培养了一大批相关人才，更在1959年实现了地对空导弹击落高空侦察机的胜利。

　　从P-2型导弹的援助来看，苏联尽管相当慷慨，但终归有所保留。除了导弹，其原子弹技术也是1951年的方案。赫鲁晓夫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通过核援助投桃报李，但总体上使我们等其他国家与苏联保持技术上的代差，进而保持苏联的技术优势。

　　但是对中国而言，就像156项目的援助空前绝后一样，赫鲁晓夫原子弹和导弹援助方面对新中国的支持，对中国核武器研究，尤其是短时间内研制成功，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

　　要知道，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围追堵截的情况下，新中国和苏联的分歧也在不断加剧，为了主权完整和国家安全，毛主席等领导人有着空前的急迫感。

　　果然，随着1958年中苏分歧的不断扩大，赫鲁晓夫再度出尔反尔。金门炮战爆发后，赫鲁晓夫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冒犯，毕竟此时的赫鲁晓夫正在加紧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缓和关系，毛主席的做法无疑坏了赫鲁晓夫的好事。

　　而从赫鲁晓夫的个人情感上来看，金门炮战期间因新中国迟迟没有将捕获的美国“响尾蛇”导弹交给苏联，赫鲁晓夫一气之下拒绝向中国提供本应交付的P-12型中程导弹资料。

　　不仅如此，赫鲁晓夫还将半年前早已封装完毕的原子弹样品一拖再拖，核潜艇项目也被迫搁浅，1960年8月23日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名苏联专家全部撤回国内并带走了重要的资料。

　　而在中苏交恶的前夜，我国在1959年6月，将首枚原子弹研制工程定名为“596”工程，随后中央作出了“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的决策，开始了自力更生的伟大征程。

　　应该说，赫鲁晓夫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的操作给予中国的核工业发展和尖端武器制造造成了巨大困难，很多项目不得不推迟甚至搁浅。但苏联帮助中国打下核工业基础的框架以及实现中国核武器从无到有的巨大作用，不能被刻意忽略。

　　可以说，没有苏联大规模且慷慨的支援，我国研制核武器的进程不可阻挡，但不可能在1964年横空出世。

　　就像1964年我国第一个原子弹爆炸前夕，赫鲁晓夫对日本外相藤山爱一郎所说的那样，中国的原子弹研制一定会成功，因为苏联已经提供了很多核设备与核技术，并示范了如何做。

　　概括说来，赫鲁晓夫对于新中国的核援助，时刻被国家战略和个人情感的矛盾所左右，他需要新中国的支持并给予慷慨的援助，但又惧怕全中国后来居上，尤其是摆脱苏联的控制。

　　所以，中苏的交恶也是历史的必然。但我们仍然要承认赫鲁晓夫对中国核工业发展的巨大作用，在苏联撤走援助后，我国科研人员日夜奋战，一代人吃几代人的苦值得尊敬，但师傅领进门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换句话说，只有承认了“师傅领进门”的历史，才能更突显“修行在个人”的伟大。